近期安排与长远谋划(1)网(2)

      根据人口学中的“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与小城镇无边落木萧萧下形成鲜明对比，大中城市民工潮年年看涨，一浪高过一浪。国务院研究中心曾作过调查，农民自发组织流动的占75.6％，初次外出者“工作目标明确”的占87.7％，中国的农民最聪明，他们怎会做“二百五”，节衣缩食，忍饥受冻，遭人白眼，盲目流动呢？在政府的“逆向调节”下，民工潮尚且汹涌如潮，这种现象早应引起政府的反思，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只能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决不应倒行逆施，不疏反堵。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必然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问题在于，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

      我们知道，城市规模扩大，会产生“聚集效应”。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规模效应。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据调查，我国城市人均用地为101.2平方米，而镇里的人均用地为142.6平方米。按县城人均用地120平方米计算，如果将2亿劳动力转移到城里，会比转移到镇里，节约出44亿平方米的用地。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一次性投入很大，但它一旦建成，使用的边际成本很小。城市里人口众多，厂商云集，他们共同分享着这些基础设施，降低了使用成本，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一个食品加工企业，产前需要设备、原料，产后得包装、销售，自然就促进了农业、加工业、商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也会带动其相关产业的兴起，于是就业增加、消费增多。城市里的企业较多，为抢占市场、增加利润，它们之间相互竞争，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改进技术、降低销售价格，消费者为之受益非浅，使消费者和企业实现“双赢”。由于人口集中，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多，资金流量大，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便可大显身手。各大行业间的互动性，使城市的经济总量象滚雪球般地增长。

      当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也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城市的发展规模，应力求在二者相抵后，取得净收益的最大值。据统计分析，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低于这个数，就存在城市资源浪费现象。1999年，我国有20万以上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只有311个。2000年，我国的县级城市共2074个，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中仅13.1%的城市，达到了应有的规模，还有86.9%的城市，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发展空间很大。为使我国的各个城市具有规模效应，每个城市平均增加10万人口，就可以让2.07亿人实现“农转非”。其实，让一个城市增加10万人，并不是不可能，在我国温州市，现有200多万的外来人口。我国有333个地市，如果每个地市吸纳劳动力的数量，有温州市的1/3，可以创造出2.22亿个就业机会；如果吸纳劳动力是温州市的1/4，可以让1.67亿农民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能够加快城市化进程，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良策。

      以前我国的城市化战略，是“严格控制大城市，限制中等城市，鼓励发展小城市”，之所以如此，据说是担心农民大量涌入，引发城市病，其中最重要的，是担心吃苦耐劳、开价低廉的民工，会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使本已压力很重的城市就业雪上加霜。而美国却有一个案例，与人们的想象正好相反：1980年，古巴政府放松移民限制，短短4个月，先后有12.5万古巴人涌向美国迈阿密地区。造成当地劳动力总规模增加了7％。美国经济学家进行了跟踪调查，不仅把该区移民涌入前后工资水平和失业率进行比较，还将其与全美国的经济状况、工资、就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结论十分肯定：古巴“移民炸弹”的威力远非想象的可怕，移民流入，并未使当地的工资水平、失业率明显提高，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仍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从这个案例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农村劳动力流动并非洪水猛兽，只要引导得力，组织有序，完全可以象河流入海，一马平川。

      三、农业人口非农化的关键是鼓励创业推动就业

      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4.69亿，其中剩余劳动力约2亿，平均到2407个地（市）、县（区），一下子要增加近10万个就业岗位，靠政府和现有企业的力量，恐怕是力所难及。因此，转移农村劳动力，应解放思想，转换视角，通过鼓励创业来推动就业。

      农村剩余人口的就业出路，在第三产业。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一般已达60-70％，不少发展国家，也要占40％甚至一半以上。我国由于城市化水平低，至今第三产业安置就业的比重不足30％。第三产业，是城市新迁入人口的最佳流向。发展第三产业，政府可以搭台，戏还得要进城农民自己唱。如果每个城市新迁入的10万人口中，有5％，也就是说5000人去创业，每个人雇佣20名工人，就业问题就不难解决了。道理虽然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常常如坠云雾，不明就里，再高明理论，如果难以操作，也只能束之高阁。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需要深思熟虑，仔细斟酌实际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进城创业还有很多现实困难。相对于城市居民，中国农民收入低、家底薄。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储蓄额仅1100元。在市场竞争中，没有足够的创业资本，想成就一番事业、抵御大风大浪，只能是南柯一梦。农民的这点“本钱”，与殷富的城里人去一争高低，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我国农民创业可谓“难于上青天”。

      除此之外，户籍制度就像是一座无形的高墙，使那些想进城的农民一筹莫展，望之兴叹。很多单位招工时，都会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当地城市户口。农民就业，也矮城里人一截，他们多从事那些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城市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险这张温情大网，却将外地人口拒之门外。外来人口的子女，被排斥于当地教育体制之外，要在当地上学，得交纳额外费用。所以，有的农民就算在城里干了10年、8年，还是不能融入到城市中，他们不能把城市当作家，只能选择离土不离乡；他们会省吃俭用，将大部分的收入寄回家，本应属于城里的消费需求，也转到了城外。户籍制度，使农民不能安安心心地呆在城里，也使城市的产业链效应大打折扣。

      其实，农民并非一无所有，他们创业最大的“本钱”，是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国家规定，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这30年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其实，农民是很有头脑的，在南方很多地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已不是新闻。在浙江绍兴县钱清镇梅二村，1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现象，现在，一亩地的年转让价约为300元。按照市场利率计算（银行年存款利率为2.25%），一亩地30年的使用权，就值1.33万元。2000年，我国农村一户约4人，人均耕地1.98亩，也就是说，如果一户人家举家入城，其土地使用权，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10.56万元。这笔钱只要能变现，再加上农民的自筹资金，到城里做小生意、办个小企业，应该绰绰有余。当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土地的预期收益不同，但土地的使用价值和当地的物价水平，存在你兴我荣的关系，土地的预期收益低，其创业的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就相应更低。有了创业资本的农民，就不全是打工族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老板，能为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城里人也不用担心他们抢饭碗，农民的身份就变了，地位也会相应上升，可以理直气壮地成为城市的主人。

      解决农民的创业问题，应对现行的贷款制度大胆改革。要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我国目前的银行贷款办法，尚不允许以耕地是为抵押，而国际上这种做法却很普遍。中国加入WTO后，粮食、棉花收购走向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也可以转换职能，为农民开办这种业务，为农民进城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还要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据了解，全国工商业的平均利润率约为6%，靠抵押贷款起家的农民，资金使用成本很高（我国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是5.58%），创业风险大，经营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无归。为鼓励这部分农民创业，政府应该从长计议，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5年之内予以退税。过去，大量富余人口滞留在农村，一个人的活几个人干，僧多粥少，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自然富不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可扩大一倍；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又会增加农产品需求。这种良性互动，能够使农民收入大幅上升。财政支农资金，也可节省一块，这便为退税提供了空间。从掌握的数字看，8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中，每年支农资金约占9%，1999年，我国的支农资金为1085.76亿元。这笔钱若拿出一部分来退税，对进城创业的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要求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必须加快改革。2001年3月，公安部出台相关法规，初步放开了户籍管理制度。全国11个省区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从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看，户籍制度改革宜早不宜迟。当然，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户籍制度放开要有一个过程，尚需加快试点，总结经验，不断完善。进城的农民有了“名份”，才能以所在城市为家，克服短期行为。

      农民进城，就象排队乘车，必须有先有后，不能齐步走。那么，应该让哪些人先进城呢？湖南省户籍改革的做法，值得借鉴。该省实行“以准入条件取代入城控制指针”，对于先期进城的农民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优先解决户口安置。我国有8亿多农民，让哪些农民先进城呢？不可否认，有的农民一辈子都想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害怕改变，要他们抛弃土地、冒风险，他们不愿也不敢。做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只有那些见过世面、敢吃“螃蟹”的农民，才是改革的先行者。相信在他们身上，更多的中国农民会看到进城的希望，最终告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闭乡野，融入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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