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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三农”，中国的经济学人，也著文鼓呼，献计献策。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解决“三农”问题，既要立足当前，更要谋划长远，如此，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如何增收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稳则天下稳。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都把“保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村民自治也好，社会治安一票否决也罢，甚至过去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的减轻农民负担、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无一不是遵循这个思路。然而，从经济角度看，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关键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就象下棋要讲棋眼、治病要找病根，解开“三农”问题的“穴道”，绝招只有一式：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惟有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农村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却一直在迂回爬坡。统计资料显示，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6％、3.8％、2％，刚刚过去的2002年，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善，增长幅度仅略高于4％。“东边日出西边雨”，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愈来愈突出。一边是国内多数行业增势趋旺，城市居民收入稳定上升；另一边是农业山重水复、险象环生，农民囊中羞涩，难以为继。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不兴，无从谈百业之兴，农民不富，难保国泰民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农业发展上不去，恐怕谁也不敢打保票，中国人不会饿肚子。面对国际竞争，中国民族工业的底牌，是背靠农村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农民增收作支撑，扩大内需战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纸上谈兵，中国经济迟早会有逆水行舟，不进反退的风险。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未来中国能够在城乡二元化、工商业发达农业羸弱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规划，如果让农业拖了后腿，最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心中不能不装着9亿农民。农民增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对此责无旁贷。为此，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基本目标”。
当前政府提出的农民增收举措，从近期安排看，大致有五项：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就是鼓励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作文章，“什么挣钱种什么”。站在县、乡，乃至一个省的角度看，调整农业结构，短期内确有可能增加农民收入。但放到全国范围考虑，结构调整并非治本之策。这里边的道理，经济学上叫“合成谬误”，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老百姓的话讲得更直白：你调我调他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农产品市场就那么大，需求弹性又低，靠行政命令调整结构，容易导致结构趋同，增产不增收。前几年有些地方一窝蜂地种药材、养长毛兔，使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至今农民还心有余悸，谈“调”色变，甚至编出顺口溜：要想富得快，得和政府反着来。产业结构要靠市场来调，对此，亿万农民最有发言权，政府越俎代疱，往往好心办坏事，以往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二是产业化。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这相当于在农民与市场之间，加入一个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可以降低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产业化的关键，是要有好的龙头企业，可由于市场需求基本是个定数，把加工企业建到乡镇，相当于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转移给了农民，这无异于挖肉补疮，并不能增加国民总收入。另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究竟是搞产业化有利，还是专业化更好，一时还没有结论。
三是农产品涨价。80年代以来，国家几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经过入世谈判，国人恍然发现，与国际市场相比，自家的农产品价格已是“高处不胜寒”，更有人称，二者之间真好似“地板高过天花板”，成本价高出人家市场价2-3成。入世后，虽然短期内还允许实行农业补贴，但长此以住，财政显然吃不消，农产品涨价已没有多少空间。
四是发展乡镇企业。应该承认，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在经受着重组、改制或被淘汰的考验，近年来，乡镇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发展，更多地用资本代替劳动，每年向外排斥300多万农民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效果，渐渐趋于减弱，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也已今非昔比。
五是减轻农民负担。也就是用减法，从降低成本上下功夫。对政府的减负措施，农民举双手欢迎，可说时容易做时难，乡镇吃皇粮的队伍不精简，特别是农村教育经费没有着落，“减负”只能屡屡落空。去年农村“费改税”出师不利，足以证明“减”字决一时还不灵验。当然，从长远看，农民负担一定要减，作为一项远景目标，“减负”只有在农民增收的前提下，效果才能尽如人意。
以上措施，从全局和长远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转移农村人口，实现农民的非农化。此举，不仅可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而且可使几亿农民解放出来，改变“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大大提高收入水平。对这项关乎农业长远发展，涉及亿万农民未来命运的长远设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农业人口非农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以占世界近10％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但在新的世纪里，农业发展不能停留在温饱水平，而要从“吃饭”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在此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土地承载压力过大，农业比较效益低。中国户均承包耕地仅7亩多，其中14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1亩，对农民来说，土地已不再是“聚宝盆”，而成了“保命田”，更糟糕的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业占地，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相反，农业人口却在不断膨胀。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也难以应对入世后国外农业的激烈竞争。
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转移。比如美国，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日本二战后农业人口下降了65％。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转移却长期停滞，裹足不前。造成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原因，既有户籍制度壁垒等政策因素，也有城市化发展思路的偏差。后者主要指80年代以来，实行的优先发展小城镇战略。主张此战略的依据，主要考虑现有大城市容量有限，新建中等城市代价过高，而小城镇能“化整为零”，据当初测算，如果有5万个建制镇，平均吸纳2000人，就可转移1亿农村人口，投资少、见效快，被认为是符合国情、国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10多年来的发展证明，小城镇战略的负面作用，是决策者始料不及的。到1996年末，全国14000多个建制镇，平均人口452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2072人。在乡镇务工经商的农业人口不足3000万，与当初的设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乡镇企业有92％建在自然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民工兼业经营，搂草打兔子两不误，平时上工，忙时务农，土地粗种薄收，交粮完税，喂猪过年，农业分散经营，商品化极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30％以上的乡镇企业停产倒闭，大批农民工回流田间，做工人的荣光荡然无存。发展小城镇，给基层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此期间，全国新设建制镇遍地开花，多达1万多个，投资4000多亿元，自筹资金这一块数额不菲，由于乡镇企业不景气，镇政府还贷乏术，全国乡镇平均欠债400多万元。近两年，乡镇裁撤合并，几千亿的投入，大部分成了“沈没成本”，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翻一翻世界城市发展史，至今尚没有通过发展小城镇，走上城市化道路的先例。发达国家全都是自上而下，先发展大中城市，然后配套发展小城镇和卫星城，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若反其道而行之，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必定酿成“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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