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1)(2)
2015-06-15 01:05
导读：在婚恋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遵循乡土世界的传统相亲方式和早婚观念，大多已经自由恋爱，而认识恋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通过互联网等相当
在婚恋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遵循乡土世界的传统相亲方式和早婚观念，大多已经自由恋爱，而认识恋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通过互联网等相当浪漫的现代方式。他们积极地实践着“流行”的爱情生活方式。相比仍在校的同龄群体，他们在“试婚”（未婚同居）上更是积极地跨出了一步。一起打工的未婚男女租房同居的现象很普遍。若不考虑生理需求的话，从建立家庭的角度来说，男性更愿意并努力通过这种“划算”的途径娶个老婆，而女性也希望在自由恋爱中寻找到合适自己的另一半。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倘若按当今乡村的风俗和“行情”来娶老婆，有的根本就有心无力。
“……我从学校毕业后就来到我们的省会成都。我女朋友就是成都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所以就经常去上网。有一天，当我打开qq时，上面居然没有一个人。这时一个陌生人加入了，她就是我目前的女朋友。我们聊了一个上午，当要说再见的时候真的感觉有点相见恨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就更加直接了，不再用上网的方式，而是直接通过电话联系。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们的关系更加进一步了，直到发展到现在的关系。”（j c ，m ，20，gz）
五、结构约束下的行动：实践世界的生存策略
（一）人际交往：主动把握还是消极回避
跟没有外出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无疑有着更大的生活圈子。更大的生活半径意味着他们有着更多的现代性特征。在外面结识的朋友是他们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但他们在城市的交往对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质性的群体，这一点已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他们在异地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亚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产生的人情在其日常生活中依然起着一定规范和支持作用。但笔者发现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他们很不同于项飚研究的北京“浙江村”的经商农民，并不存在太多通过亲友关系“锁住”其它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由此那些关系的互动也不多。他们同其他同样来自农村的打工仔，形成了较为狭小的交往圈子。但即使是年轻的打工仔们内部的交往，仍还有相当的工具性和功利性成分在里面。原因之一可能是，流动性生活的“无根”特征使得他们觉得并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建立和发展情感主导型的朋友关系。“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就是没钱，以前有钱的时候，别人都关心你，可是当你没钱的时候他就不认识你了。”（xmy ，f ，19，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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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的交往群体呈现出封闭性和同质性特征？社会排斥理论在这里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城市市民享有地理、经济等各方面的优越意识，从而歧视外来人口，特别是来自于贫困地区的打工仔，同他们保持距离，这是显示自身优越地位的策略之一，也是产生外地人与当地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青年农民工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敬畏”和“高傲”的城里人所持的先入为主的认识，即他们对城乡差距、对城里人的刻板印象，使他们也极少愿意主动同城里人交往。于是，他们下意识地（而不是刻意地和明确地）发展出一个同质性高的封闭性交往群体，希望以此来获得支持和保护以及自尊心的满足，从而，民工与市民之间形成了两个近乎隔绝的世界，形相见而人不识。
“本地人在某些观念上是与外地人不同的。他们总是认为外地人是多么地卑微，对外地人是那么地不信任。有时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外地人当回事。”（xm，f ，19，wh）“城里人大多是势利眼，狗眼看人低，想交几个真心朋友都很难。每家每户不管白天黑夜，各个都门窗紧闭。你看城市里的人家，有几个上来串门聊天的？我们家乡就不同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敞开大门。”（mj，f ，24，cs）
当他们发现参与、进入这个社会很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积极地向社会表达、推销自己——而不是畏缩或回避，去争取自己身份的认同，还是可以融入当地社区的。实际上，当今的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已经越来越经由其成员来选择、采取，而不再或者说很少是再生产的自然结果和历史的延续。笔者非常赞同威菲奥卡（wieviorka ，2004）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已日益成为试图建构自身生活意义的个体们的主观决定。”由此可以说，他们受歧视、遭排斥、被孤立，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他们自身合作的结果。他们所普遍存在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心态，对现状的屈服和承认，发展出他们与城市世界之间一种误识的不平等契合关系。这种关系以意识的形态寄居于他们社会化了的身体内部，身体化了的意识随即反过来又强化他们模式化的思想和行为。也有少数并未陷入这一恶性循环（后文有例）。这部分少数人往往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或技术能力，在城市获得了人力和社会资本。他们平时努
力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专业技能以增加人力资本，与上级、同事、城市人打交道时热情、灵活和诚恳，创造了与城市世界的和谐关系。他们在经济、心理和文化上一般都能适应城市。
中国大学排名 （二）结构约束下的经济行为
调查发现，即使拥有某些技能，比如有驾照、厨技、钳工技能等，但如果没有熟人或朋友经由介绍，他们也很难找到施展技能的工作机会。社会结构的约束在这里显而易见。而当社会未能给他们提供机会时，他们中的胆大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受社会环境和不良同龄人的影响，加上自身又缺乏自制能力，女性卖淫、男性沉迷于赌博或走上贩毒等犯罪之路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还有的渴望轻松赚大钱或一夜暴富，不甘心也不屑于从事辛苦单调的体力活。他们缺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又没有任何的
社会保障，有时还成为被欺凌的对象，在城市中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由于自身的社会竞争力不强，他们即使暂时地拥有一份工作，也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加入到失业的队伍里去。当未能与城市发展出融洽的关系时，有工作与没有工作都有激发矛盾的可能。
遭受不平等和不公正待遇是很多青年农民工在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他们为改变其所处的境遇、结构和制度（有时仅仅是为了维护尊严），会采取一些反抗行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抗行为和极端行为是与其老板或车间管理者的紧张关系造成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地方性现象。罗西格诺和霍德逊（roscigno &hodson ，2004）通过对美国82个工厂的细致考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还有，偏向资方的地方政府角色以及法律法规文本与实践的断裂（江立华、符平，2005），都是阻碍他们适应、融入城市的重大因素。
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正当权益而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高昂而惨重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些我们都有必要从体制和政策以及资方的市场素养上来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对策。笔者在东莞厚街调查到，某厂一名16岁女农民工因为老板拒绝给她加二百元工资，据说这是老板曾经许诺的，她就叫黑社会的人把老板给砍死了。而受到社会和媒体普遍关注的王斌余案，更凸现了资方市场素养的缺陷、制度的诟病及政府角色的缺位。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青年民工从乡村跨入城市，不仅要突破结构约束，包括显见的正式制度、规则和程序，还要形成一种群体的文化意义框架，包括共享的价值观、态度、惯例、符号以及认知的网络，而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城乡结构与制度差异直接给他们制造了紧张与矛盾，使他们的偏好、自我印象和身份认同难以正确定位，失范和越轨行为则是未能适应的直接表现。城乡差距导致他们物质欲望增长，刺激着他们的感受和思想意识，于是期望与现实之间陡然出现差距。当不能正确认识和面对现实而心态失衡时，他们为实现目标也就可能不择手段，这直接导致越轨甚至犯罪行为——而这不过是他们改变自己弱势地位或控诉社会不公的一种极端方式。
中老年农民工趋向于回避风险行为，懂得规划自己的经济生活以及如何确保稳定的生存条件，青年农民工则相反。他们争取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来实现发展的超越。这一过程往往包括（1）无意识地接受了城市文化的熏陶；（2）有意识地模仿并实践着城市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并有意拉开与乡土价值观和习性的距离；（3）学习和掌握能获得一份较好工作的技能技术；（4）等待并寻求发展机会；（5）抓住生活中偶遇的机会；（6）利用机会，实现发展。
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场域”，包括其所置身的情景、结构、制度以及文化等诸要素。吉登斯（1998：271）认为，由于结构与能动作用（以及能动作用和权力）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所以结构始终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与实践世界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和城市人对农民的歧视等非制度性因素并不足以把他们全部排斥在城市世界之外。这对许多善于学习、聪明勤奋的青年农民工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铁三局上海华海工程公司的黄涛，就是从混凝土工做起，从农村青年和城市“打工仔”到公司的副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和上海团市委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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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都知道在城市扎根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志向者会放弃追求，这也并不能打消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渴望。“如果我有朝一日有了一百万以上，我还是要在城市定居的。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做一个城市人总比做乡巴佬好！”（fy ，m ，21，dg）“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感觉这里是梦想的摇篮，因为它充满希望，充满活力。”（clm ，f ，18，gz ）他们会想方设法为能够过着像城市人那样的生活方式而努力，比如通过学习和
培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只要心定，没什么趟不过的河，没什么困难困得住我的……通过自学
英语和电脑来尽快完成现在的目标。”（clm ，f ，18，gz）“争取英语水平达到六级……（争取）做一个顶尖的‘白领’。”（xr，f，21，dg）但梦想与现实之间却存在鸿沟。事实上，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农民工非常少。社会的经历与遭遇甚至还会在其身体上留下痕迹。在调查对象中，就有在自己手臂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上留下烟烧或刀割疤迹的年轻人。当生活使他们觉得无所适从、不堪压力的时候，一些小事的刺激就有可能使他们采用自虐或自残的方式来解脱精神上的重负。
由于当今社会制度安排的限制以及个人能力和机遇的缺乏，他们中的多数并不能融入城市，而向上流动的渴求只会使他们处于生存与超越之间的焦虑状态。事实上，国家和社会并没有给这个特殊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有效机制，反而还对这些缺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实行排斥的封闭政策，实行人为的、组织的、有意安排的排斥（这在企业招工及员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表现明显）。从宏观上来看，整个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对于他们来说是既定的、确切的和难以改变的。这是一种结构决定行动者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结构的二重性”关系。他们的行动要导致规则的变化和资源的重组，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尽管未必不可能，但难度非常大。李强（2005）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是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由来已久并仍将持续着的结构特征。而这个结构特征及其所造成的结构紧张状态，对青年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机会都起着压倒性的负面作用。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六、“脱根”过程与乡土惯习的路径依赖
调查发现，尽管进城青年农民工有着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和勇于拼搏的精神，但他们期望在繁华的大城市里“扎根”的欲望并不强烈，甚至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和欲望。他们外出打工的最主要目的大多数只是赚钱，对于未来很少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也有的希望有了一定的资本后回家乡的县城或小镇做生意、定居。当向他们问及是否愿意留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问题时，我们得到的基本上是否定答案。只有个别的特别优秀者除外。此外，笔者在访谈中还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城市并没有太多的好感，甚至只有不好的印象，尽管有的认识比较片面，有失偏颇。
“我不想在城市定居，面对不熟悉的环境，还有不相同的口音，很难想象能够适应。还有就是城市里的环境特别不好，还得担心得什么病。而在我们家里，这些病根本就不用担心。就像上次非典，再怎么厉害还是传不到我们那里。还有车水马龙，出门得担惊受怕，怕被车撞或什么的。”（gj y ，m ，18，cs）
“说句老实话，我并不想在这里定居，我向往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如果那种没有城市的喧哗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我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不喜欢这种三点一线封闭似的打工生活，可是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得一样继续做。”（lnd ，f ，17，dg）
我们必须接受并理解这么一个事实：大多数青年农民工不想或不大愿意永久地生活在城市或在城市定居，城市只不过是他们赚钱的临时居住地。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现代文明比农村要强得多，但由于没有保障和稳定的收入，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要想靠打工在城市定居没任何可能性，所以很多人也就“没有过这个奢望”（gj y ，m ，18，cs）。“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对于我们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在城市中定居，能谋到一碗饭都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如果可以，我真希望在这里定居。不过，那是不可能的，首先必须面对经济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力。”（j c ，m ，20，gz ）他们会找出很多理由：空气不好，不懂方言，工作不稳定，当地人歧视外地人，当地人没人情味还很坏，治安太乱没有安全感，消费太高了……这些想法日益固化，城市世界的许多诱惑对于他们而言也逐渐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但是，他们在城市世界仍然获得了相当的现代性。如果说，自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进城民工大多只是开阔了眼界、认识了现代性但依然生活在传统之中的话，那么，90年代中后期加入打工者行列的青年农民工就已经开始逐步获得这种现代性。他们使用新潮的手机和mp3，玩电脑游戏，穿着时髦的衣服，外表上看来与城里年轻人别无两样，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越来越与之接近。当然，获得这一结果并不容易，即便在最细微的生活方面都经过了长期磨合的过程。
“刚来时，冲凉特别地不习惯。就是在一个房间里，两排水龙头，也没有隔的，像她们那样冲还真的不习惯，就一个人躲到厕所冲。那个时候吃了饭就上班，每天加班又很晚，一起下班的时候，厕所都等不到，也就迫不得已到那里冲。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xz，f ，18，gz）
城市生活对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很多回到农村反而不适应。fy现在已经在外“闯荡”6年了，他表示即使在外面租房子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再回老家居住了。由于从小就没有从事过正式的农业生产，他们对农业生产技术（先姑且不论其体力是否胜任农活）几乎一窍不通。这是该群体的共同特征之一。置于农村的主体角度来看，我们很难说这个群体回到农村以后就一定会是农村精英，至少很难成为农业精英。而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仅在家里闲着，他们也是难以忍耐的。“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一起可以玩的人都没有，成天就只有守着一部电视机，又没有地方上网。太无聊……。那里太安静了，特别是晚上安静得可怕。”（fy ，m ，21，dg）孙立平（2003：110）称民工的回流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逆流旅行”。这种回流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不仅仅包括他们对农村生活和工作的不适应，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他们闲着“啃老”的生活方式，以及少数人可能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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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外出的他们比未外出的农民习得了更多的现代性特征。随着对土地束缚的逐步摆脱，他们不再识“土”为谋生的根基，甚至视种地为生是一种羞耻。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具有乡土性和浓厚乡土意识的地道的“乡巴佬”，也很难再受到传统风俗礼习的束缚和制约。这种实践性与他们变动不居的生活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他们藐视与土地相联系的职业，更不用说对土地存在依赖意识，将土地视为自己的生活根基。在他们的视野里，土地往往成了贫苦的代名词。由此，他们对土地和农业活动心存极大的否定和反叛意识，在城市的打工史也就是一部与土地职业和贫苦的抗争史，他们不仅不再安分守己地在农村种地、干农活，而且在外地打工也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而由于在城市中没有安家的资本和权利，城市也没有他们生根的土壤。他们居无定所，漂泊变动，生活在一个“无根”的流变性很强的实践世界里。
第一代农民工以及大多数三十岁以上的农民工一般都计划赚了钱后回农村老家“落叶归根”，并没有超越于自身阶层的想法，而相当一部分的当代青年农民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了这种超越的渴求，很难有这种落叶归根的打算和想法。托马斯（w.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2000：4）在他研究身处欧美的农民群体时也指出，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同样可以说，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与“乡土”和部分乡土习性逐步决裂的“脱根”过程。事实上，现代青年农民渴望离开土地、放弃农业并不是独特性和本土性的现象。20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同样存在类似的状况（孟德拉斯，2005：179202）。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青年民工见过世面，深受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影响，遗弃了传统农民的思想理念，他们的行为与传统产生越来越大的缝隙。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常用的现代工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显得与城市同龄人没太多差别。但是，他们的惯习的变迁是否将最终指向“现代性”？在笔者看来，我们并没有十足的信心来做出肯定的判断，他们仅仅是不再受到“乡土”情结的束缚和传统礼教的羁绊而已。由于他们人生早期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化是在农村中完成的，乡土文化和习性多少会在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上留下痕迹。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再生产不仅仅发生在客观层次上，在价值观、文化和行为模式上也同样存在（lagree，2004）。再生产的结果是很难被改变或同化的乡土世界的惯习。
他们的身体内积累着乡土历史的沉淀，体现为起着路径依赖作用的乡土惯习。这会在他们处理某些问题的具体方式上凸现出来。来自传统、习惯的各种积淀，以及他本人以前对意义的构造，这些都能被记住和再度复活（schutz，1940，转引自亚历山大，2000：186）。虽然同父辈相比，这份积淀已微不足道，但由于积淀在记忆深处，仍会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他们不死板地遵从传统的教条，但沿袭了部分的乡土习性和风俗，比如重视人情关系和传统的结婚礼仪。从而，即使在城市定居生活，一些细节和原则性问题也会突现他们的乡土习性。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的裂变，仍然具有深层的延续性”（李培林，2004：10）。当然，乡土世界的社会与文化逻辑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依个体差异性而不同。当城市世界而非乡土世界的社会与文化逻辑更能对他们的实践世界产生影响时，他们就能更容易地适应、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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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与乡土性的决裂过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获得了完全的现代性，而获得部分现代性特征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完全适应、融入城市。相反，由于生活圈子、交往群体具有高同质性的特点，即使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多年，他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学到融入城市的深层次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潜规则和文化理念——尤其当与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同龄人相比较时。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发现，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深受四个世界的型塑。乡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矛盾事实上已经内化于他们身体内部，较好地融化为一体，孕育出实践世界的特殊惯习——实践性。实践性是他们适应城市世界的产物，与其实践世界形成了本体论的契合关系，但并不完全顺应城市世界中时间的程序化、空间的区域化和办事的科层化等逻辑。由于制度安排和结构约束对机会的限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生活轨迹的流变性特征、缺乏宗教信仰以及极少参加社区（城市的和乡村的）生活等缘由，他们并未被社会性地整合（sociallyintegrated）进他们身处的城市世界。尽管他们处在城市世界之中，但却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跨入的仍只不过是城市的地理空间，而不是一个蕴涵城市文化和关系的社会空间。而实现了进城前的梦想、在城市世界里找到归属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这部分人有的是通过婚姻而实现的，有的是通过学习、掌握一技之长，提高自身素质而实现的。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对于青年农民工中的大多数而言，他们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所获得的实践性足以能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和工作，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融入城市。而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完全排斥、颠覆或替代实践性的可能性，不会淹没这些极其普通的年轻农民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独立性。实践性与他们的地方性脉络或背景相契合，他们以此为核心构建其适应现实生活的生存方式。这种惯习本身就是社会适应性的产物，是使他们在实际生活空间——实践世界中驾轻就熟的惯习。本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现代性的归宿和统一性，但这并未指涉现代性的缺场，也未断定他们的未来归宿只能是传统的乡土世界。进城青年农民工的实践性及其流动性、无根性的实践世界，在未来有可能在城市、县城和集镇的地域上新造出一个新兴生存空间。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目前存在的显要问题是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这涉及到他们的乡土性与现代性（体现为四个世界不同逻辑之间的矛盾）、生存与发展、城市的制度和结构等诸方面的紧张关系。这些冲突最终归结于他们适应和融入以至最终让其中的优秀者定居城市这一问题上。如何化解这些冲突和矛盾、实现整合，给这些青年的成长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使他们真正进得来、留得下，不仅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国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解除阻隔他们融入城市、定居城市的制度、组织和人为因素，同时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关怀和帮助。如果20年后，他们跟其在城市打工数年的父辈一样，最后仍只能返回农村，那么这种形式的社会流动无疑将阻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是在现代的城市还是偏远落后的乡村，全球化的趋势如今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进城后，他们虽不明白，但已体验到这么股不可抗拒的趋势。他们为超越现实境况不断地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实践性在城市世界闯荡。然而，一步踏入城市世界的“现代”激流之中的这些年轻人，诚如周晓虹（1998：293）在分析北京“浙江村”农民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商品经济观念，社会流动意识，竞争和风险精神等方面体现出了更多的现代性，但面对新时代对旧传统的全方位挑战时，他们的心灵深处也体验到了更多的茫然、失范、无序和失衡。”虽然具体处境各异，但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和许多类似的个人困扰。
注释：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流动人群的公共教育及其权利保障研究”（02ash001）和
华中师范大学团委“挑战杯”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获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在研究阶段，我获益于江立华教授的悉心指导，并极大地受益于与刘爱玉博士、谭深副研究员、夏玉珍博士、万仁德副教授、张兆曙副教授、毕向阳、刘义强、李骏、胡杰成等师友不同形式的讨论和交流。此外，论文的修改还得益于《社会》杂志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此，对他们谨致以诚挚的感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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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容依次为访谈对象的姓名（或代号）、性别（f为女，m 为男）、年龄、访谈时所在城市（gz 表示广州，dg表示东莞，cs表示长沙，wh表示武汉），下同。
注2：在
哲学视野里，“实践”也就是“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人们的感性活动，它是人的一种活动类型，即由人直接与外部世界接触、直接发生物质相互作用的现实的、客观的活动。”（李为善等：《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00.）哲学的实践概念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自觉性、创造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点。本文的“实践性”作为社会学概念，是以“惯习”的二级概念出现的，具有建构的意义，强调行动者在承接历史生活积淀的基础之上，其习性和行动与具体现实生活场域的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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