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鲍曼的社会理论(1)网(2)

　　然而，鲍曼的 政治 目的是想超越阿多尔诺的观点：在阿多尔诺看来，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纳粹分子和它的受害者。犹如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鲍曼比较关注在秩序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动力及其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由于分工而出现的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服从行为中，大屠杀是怎样在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罪恶？鲍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 问题 ，它贯穿于《后 现代 伦 理学 》。为什么个体行动者会服从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服从的？鲍曼在这里顺便提起了在 社会 学中与涂尔干相联系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考虑到社会学长期逃避个体和个体责任这样的问题，这部分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颠覆力。如鲍曼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意味着，个体行为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事物，如 教育 、阶级、性、文化等。在鲍曼看来，罪恶是个体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精神上的“疯狂”。这种观点是很难得的。我们没有道德标准，只有行为准则；没有自制能力，只有必须遵守的规则。

　　恰恰是在这一主题中，鲍曼把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对他者的认识引进了他的著作。我不知道莱维纳斯在鲍曼著作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不过，莱维纳斯已经成了 理论 改造的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乔阿斯的伦理学始终对鲍曼的著作产生着 影响 ，并且，鲍曼似乎总是用其他的思想家作为创作的源泉，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当然会出现在关于技术批判的争论中，但是，他的名字或许还不如德立达的名字出现得频繁，不过，鲍曼的计划并不是德立达式的，他吸取了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他使用了卡夫卡和塞朗（Cioran），使用了卡罗尔（John Carroll）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使用了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使用了罗蒂和凯尔纳，使用了坎内蒂（Canetti）和亚特里（Attali），使用了巴赫金、布朗夏特（Blanchot）和博尔赫斯，使用了德赛特（De Certeau）和伊柯（Eco），使用了叔本华和斯泰纳（Stainer）。

　　在没有澄清问题以前，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名单继续写下去。有时，鲍曼对阿伦特的洞察力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无论在淡化社会和政治上，还是在极权主义的伦理性质和假设上，莫不如此。鲍曼的著作中不仅有海勒（Agnes Heller）和罗斯（Gillian Rose）的声音，也有缪瑟尔（Musil）、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踪影。像卡斯托里亚迪和莫林（Edgar Morin）这样的思想家在特定时刻成了鲍曼的救生圈。鲍曼使用了其他人的观念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譬如说，他的思想受益于他的妻子珍妮娜，受益于他的女儿艾琳娜在空间设计方面的体验，也受益于同波兰 艺术 家的重新联系。在一次同鲍曼的谈话中，我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俗不可耐的学术问题：你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最近没有读到什么感兴趣的著作。” 鲍曼的著作更难以追踪，因为同一些其他的批判社会学家相比，鲍曼的著作缺乏体系性；当然，同卢曼和哈贝马斯相比，鲍曼的著作更难以预测。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 时代 ，控制知识分子创造的欲更加难以管理，或者说更加没有意义了。不可预测性支配着一切；这既是令人高兴的，又是危险的。

　　鲍曼是否真的愿意用不可预测性、混乱、野蛮和狂欢来取代理性？我们应该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可能的逻辑结论。鲍曼的逻辑对现代性和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不过，确切地说，他对这些强迫性的选择和术语提出了挑战；毕竟，从卢梭到席勒再到马克思，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理性的支持者。如同越南的讽刺作家克劳斯（Karl Kraus），鲍曼也坚持认为，如果我必须在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因为像克劳斯一样，鲍曼不仅希望能以诙谐的方式给我们开个玩笑；他也想提醒我们，这些话是我们自身为了加深对传统的理解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犹如“非此即彼”的分类，是我们带着太阳帽的祖先在殖民人类学中或现代主义的博物馆中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武断而有害的。

　　完美的秩序

　　矛盾态度似乎是鲍曼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主题。《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在鲍曼的著作中是最难懂的，犹如《现代性与大屠杀》或许是最伤感的。批判动力是持续的；但是《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截了当地指向了它的目标。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疯狂地寻求完美的秩序：A就是A，它不能是B；所有的反常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入主导的分类体系，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权威。当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时，地狱之门就会慢慢松开，也就是说，麻烦就会出现。矛盾态度就是这种疯狂的控制冲动的首要受害者（若没有它，我们将无法成为自己）。《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和《立法者与阐释者》在主题上的直接联系是分类的逻辑，即理性主义者对启蒙计划的主张。矛盾态度或反常通过分类而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矛盾态度是一个事物有多个名字的可能性，是把一个物体或事件划分为多个类别的可能性。矛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尽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视之为反常。鲍曼的批判目标是阿多尔诺所说的同一性思维（identity-thinking）。主导的分类体系涉及到了符号暴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迫的“非此即彼”这一模式之上的。现代性本身恰恰是这样的语言所指。鲍曼担忧这种秩序是野蛮的。“秩序的对立面不是另一个秩序：混乱是它的唯一选择”（Bauman，1991a：7）。现代性是一个充满了传统主义或稳定性的体系；为什么另一种秩序的概念或特性是无法得到的？原因在于，是苛刻，而不是宽容，变成了现代的规范（鲍曼继续说，宽容比它的对立面要好一些，因为它依旧是一个弱价值，而不是一个强价值——它会导致差别的同化，而不是差别的接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实现自身激进的主张。

　　鲍曼观点的震撼力在于，矛盾态度被排挤到了现代性之外；它成了 “现代性的废物”（Bauman，1991a：15）。可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矛盾态度还在持续发生，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对矛盾态度的攻击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这种攻击源于社会工程改造社会的野心。社会工程的想象力就是它对完美和静止的追求（Bauman，1991a：39）。因此，乌托邦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事物，它不是实际中可以获得的事态。对静止或完美的追求带着死神的味道；不管是在斯大林主义那里还是在纳粹主义那里，它都把受害者假定为一种障碍——前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阶级（富农），后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种族（犹太人）。《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遵循这种观点，从而把陌生者的社会学描述成对秩序的违犯；因为陌生者是无法分类的。陌生者违犯了时空感。简言之，鲍曼对这种园艺化攻击的核心在于它的有机体论；因此，鲍曼的著作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浪漫主义，并因此而被遗弃。如他所言，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矛盾态度的，因为它也是对这种稳定性（命运和先赋）的反叛。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Bauman，1991a：69）；可以说，后现代性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Bauman，1993：32）。鲍曼的热情在弱后现代性和强后现代性之间摇摆：弱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之内的一种精神状态；强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多元的、开放的和创新的（尽管这些也都是现代主义本身的特征）。后现代性意味着从现代的或现代主义的梦想中醒来。

　　这里关于矛盾态度的观点引发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他者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同化，而这种看法是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关于他者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社会同化或排斥了他者（Bauman，1997：18）。然而，鲍曼也想指出，陌生者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陌生者。鲍曼在此借用卢曼和马费索里（Maffesoli）来继续说明，在归属、分化、多种认同和新自由主义之后，即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后，什么将会发生？在这样做时，鲍曼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批判立场；他也没有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一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更无家可归。《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以新穷人的出现和我们对他们的冷漠而告终。“后现代的宽容极其容易堕落成富人和强者的自私”（Bauman，1991：259）。因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的最猛烈的批判最终把社会主义重新视为“现代性的最后一站”，即现代性的反文化，并警惕社会工程的实践；社会工程是否总是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坏？因为任何政治立场都有代价，抑制社会工程的实施也是这样。现代性依旧是一个计划，一个未竟的计划，不过，也只能如此，因为它是无法实现的（Beiharz，1994； 1997）。这表明鲍曼部分地认可了哈贝马斯的看法。

　　社会学与社会改良

　　总体而言，社会学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代性计划；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鲍曼对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作出了区分。在社会学中，我们是否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后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之间作出选择？（Bauman，in Beilharz，Robinson，Rundell，1992）后现代的社会学信奉后现代时刻；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而非一种解释。然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学——现代性——当然恰恰也是需要解释的，后现代形式并没简单地再现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因而，对于后现代社会学，尤其是现代性和社会学，我们在现实中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就是矛盾态度本身，因为鲍曼把社会主义或社会学后现代化了，但并没有放弃它们，即使它们如此彻底而恶劣地破灭了我们的希望，即使它们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简单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作出时髦而多余的选择。

　　社会学本身也受到了矛盾态度的怂恿，它在 历史 上经常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学当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会认同社会主义，但是二者总是交织在一起，并且每一个都对国家怀有深深的矛盾态度。社会学总是犹豫不决：它到底是为国家的改革事业更好地服务呢，还是应该同养育了它的国家保持批判的立场呢？因而，社会学的部分议程超越了我们的控制。有时候，改革的冲动占据了我们的精力；而在另外的一些时候，社会学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痛斥它屈服于国家的控制策略。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对对社会学的态度是矛盾的，而不仅仅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境遇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奇怪的是，总是有一些人用现代性、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相应的幽灵，即后现代性、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攻击源泉，但是，韦伯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前现代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单线的：社会就是 经济 。这在鲍曼眼里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不仅因为它是自言自语的，也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置于市民社会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经济形态的现代性，但是现代主义（也就是说浪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多的批判，而且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进入了20世纪。这里谈论的不是结构主义或什么后结构主义。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与其说涉及了经济或文化，不如说是涉及了知识取向，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杜撰历史。

　　然而，人类度过了幻觉，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态度可能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或许，我们只能生活在没有什么破坏性的、后浮士德式的幻觉中。鲍曼随后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所展开的，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后现代的。现代性用国家或“社会”取代了社交（the sociable）、道德和终极的伦理法则。然而，对鲍曼来说，回归之路曲折地指向了乔阿斯、莱维纳斯和洛格斯特拉普（Lфgstrup），而非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如《生活在碎片之中》所显示的，这里有一条存在主义的弧光，它再次指向了鲍曼早期著作中的萨特和加缪，而且或许同海勒而非卡斯托里亚迪比较接近。鲍曼和莱维纳斯的差别是，在鲍曼看来，社交依赖于二人团体，但并不能还原成它；这里肯定有第三方，它或许是自由的，或许是依附的，以至于《生活在碎片之中》再次返回到了所有先前的主题，如陌生者、知识分子、种族主义、残忍、部落等。而随后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的基调显然是后现代的，它既蔑视后现代政治对社会排斥这一事实的冷漠，又赞美后现代在艺术领域的 发展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之后，后现代似乎再次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这本书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先前著作的话，这是反映了鲍曼自身的回归：他恢复了同波兰华沙大学同仁们的联系；他的参照系更多是波兰作品，在艺术领域更是这样。在波兰，艺术不仅承担着创造的使命，也承担着批判的使命。向后现代艺术说“不”，就是向我们自身说不；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后现代艺术。然而，他们依然在痛苦地流浪着。犹如解放的后现代主义，虚假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幻觉。

　　尾声：走下楼梯

　　如果说我们不再有幻觉，那么，我们是凭借常识或日常智力而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鲍曼著作的一个持续的潜流。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社会改良者总想使我们过得更好；当他们主张在政治上为我们立法，或者依靠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资源的控制在经济上为我们立法时，这些空想的社会改良就变得日益困难。然而，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约束内，我们依旧从事着我们的工作。鲍曼在其优秀的教科书《社会学式地思考》（1990）的倒数第二章抓住了这种感觉的形式和 内容 。这本书的声音依旧是对话式的，它回顾了解释风格，回顾了现代性的历史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的消极作用和在《阐释学与社会 科学 》一书中的积极意义。这一章的标题是“家常事”，它讲述了日常自治的困难，并试图在你的家中安装一个耐用的 电子 开关。专业化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它在各个方面都类似于打扫地板、修理草地、剪裁树枝、做饭或洗刷盘子。在所有这些程序中，专家都接管、完善和改进了这些技巧”（Bauman，1990：199）。不管是在社会学中，还是在我们的日常技巧中，我们对越来越少的事物知道的越来越多；过分专业化不仅减少了人类交往，也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白痴，并使我们接受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

　　作为鲍曼家的客人，有一天早晨，我在下楼时看见鲍曼正在扫地。他会意地看着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情景：我们每天都打扫，灰尘每天都会落下，于是，我们继续打扫，不过，只有在现在，也就是在后现代时代，我们才有意识地这样做；我们不再相信，打扫的房间就永远干净。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鲍曼的著作中有一个存在主义的线索，不过，他的著作中还有另一条线索，这就是人类学的线索：它不仅重视日常生活及其规则，而且也承认日常生活的困难。这暗示我去想，社会学既是最具洞察力的学科，也是最普通的学科。因为鲍曼在这方面传递的信息是简单的。与其说我们应该相信混乱，不如说我们应该利用身边普通的生活素材，去创造我们自身的秩序，去创建我们自身的伦理规范。恰恰是在对他人的关爱中，而不是在对崇高和终极的主张中，我们表现出了博爱。我们依旧有可能团结起来，至少能够按照理想的方式去行动。鲍曼著作的奇妙和持续的想象力或许构成了这一切：鲍曼不仅告诉了我们许多可怕的故事，也期望我们做得更好。我们需要留心现代性的灾难，以便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困境之中。社会学在鲍曼的著作中使我们成为主体，它既关注最小的生活细节，又关注最大的、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恰恰是这种世界与个体的结合以及二者之间的一切，揭示了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深刻的矛盾感：我们不仅对共同的过去具有矛盾感，对未来也是这样。对鲍曼而言，矛盾态度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都是有矛盾态度的人。表面上永恒的社会机构，在现实中依旧都是很脆弱的；我们有能力创建社会团结，有能力寻求一个好的社会。责任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不管是我们是社会学家还是公民，我们都应像思想家和行动者那样尽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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