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关键词] 鲍曼，社会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 Bauman）是谁？当今用 英语 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的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他涉猎过许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他的著作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即使像吉登斯（Tony Giddens）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然而，很少有人对鲍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或解说。因为鲍曼的社会学在遵守启发策略的同时也避开了体系；它追逐着碎片，并拒绝正统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这种思想状况是出版和学术成功的关键。因此，许多读者和作者都熟悉鲍曼，但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瓦尔科（Ian Ivarcoe）和基尔明斯特（Richard Kilminister）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出版了一本纪念鲍曼诞辰70周年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Varcoe and Kilminister，1996）；但是，这本论文集告诉我们更多的是阐释者，而非被阐释者；它犹如鲍曼写作的背景，在没有批判中心的前提下就开始传播。同时，贝斯特（Shaun Best）把鲍曼视为一个后现代的骗子，一匹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Best，1998）。鲍曼的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切耶特（Brian Cheyette）对犹太人的 应用 研究和迪肯（Bulent Diken）对丹麦的土耳其人的应用研究，都明显地受到了鲍曼著作的 影响 （Cheyette，1998； Diken，1998）。大西洋彼岸的学者也开始注意鲍曼，但是鲍曼在这里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在塞德曼（Steven Seidaman）著作《有争议的知识》中可以看出（Seidaman，1995）。英国人的立场明显地体现在了拉什（Scott Lash）关于鲍曼对社群主义批判作出的回应中（Lash，1996），或托维尔（David Torevell）关于理性主义的文章中（Torevell，1995）。不过，乔阿斯（Hans Joas）和史密斯（Dennis Smith）都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撰文赞美鲍曼的著作。我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辩证法》的著作。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鲍曼的著作。
警惕侦探
学者们为什么会对鲍曼有不同的反应？谜是什么？对于社会理论的普通读者而言，鲍曼对社会学的贡献或许有两个关键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鲍曼的这本书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因为鲍曼在此要传递的信息是，大屠杀对社会学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愿意听到的信息。第二个标志存在于鲍曼关于后现代的著作中。因为鲍曼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后现代的另一半就是现代，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是矛盾态度，而非“后现代”，构成了鲍曼著作的核心价值。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找出的标志，人们总是愿意把大屠杀和后现代同鲍曼联系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解释学对于鲍曼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每一个概念才会通向另一个；大屠杀会通向社会学、现代性和伦 理学 ；后现代会通向现代，尤其是会通向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通向一个接着一个，自由会通向依赖，无产阶级会通向消费者，观光者会通向流浪者，阐释者会通向立法者，道德会通向伦理学……鲍曼坚持遵循解释与理解的对话意象，无疑，这是他的读者们既被吸引又被激怒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既给你开了个玩笑，又希望你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休息片刻，然后再继续思考、谈话和聆听。
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 问题 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鲍曼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是读者对大屠杀和后现代的热情就能包括的。迄今为止，鲍曼仅仅用英语出版的著作就有20余本。[1]此外，鲍曼还在Telos、 The ory， Culture and Society和Thesis Eleven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然，鲍曼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这既是一个既定的计划，又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计划，以至于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优生学、 艺术 、性、犯罪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将很快出现。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鲍曼思想的全部魅力，因为另外的一些的主题始终贯穿着鲍曼的写作，这些主题横跨了确定性与秩序、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导致所有这些主题的矛盾态度。
情节的展开
尽管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中，但马克思的幽灵依旧伴随我们。鲍曼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不仅在1968年以后把葛兰西理解为伯明翰学派的先驱，而且在那一旧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还把韦伯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因为韦伯、卢卡奇和西美尔都具有同样的魅力。波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属性意味着，它的实质具有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Weberian marxism）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的批判兴趣指向了普遍的支配，而不仅仅是特殊的阶级。毕竟，在波兰和整个中欧，当地的统治阶级并不是资本家：对于那些生活在说英语的文化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的批判立场在鲍曼的一篇早期论文《现 时代 与现代马克思》之中可以清楚地被发现，该论文于1968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批判张力是引人入胜的。因而，鲍曼早期用英语写的著作，譬如说《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生产的写照。如他所言，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反文化。鲍曼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多种文化而构成的丰富的结合体，这也就是鲍曼在柏林墙倒塌后或自己逐渐变老时并没有远离它的原因；如果你把它留在身后，它就会像影子或迷路的羔羊一样跟随着你。我很快就会指出，反思性的著作转移到了现代的表面，以至于鲍曼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当代是最人感兴趣的。惟有鲍曼被很好地放在了后现代，因为他在观念上并没有从社会或现代性的 经济 还原论出发。文化是首要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不可回避的。不过，经济从来没有从他的 分析 中消失，也没有遭受虐待。由此可见，鲍曼的著作避开了普遍盛行的现代/ 后现代这种二分法的风险，他在理论上没有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偏重文化，也没有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偏重经济。
在我看来，鲍曼著作的转折点是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但是，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已经预示这样的转折。《阶级的记忆》的副标题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主题：阶级的产生和未来。在这本书中，鲍曼 发展 了《在阶级和精英之间》一书的观点，继续深入考察 工业 革命中英国民众的生活和劳工的状况。《阶级的记忆》有两个轴心，它试图说明，阶级会话不仅反映了过去的正式的、保守的斗争，又反映了战后的情况，这时，是局外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遭受了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所推崇的社团主义 政治 经济学的排斥。在此，鲍曼批判的实质涉及了世界的经济化、所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的重估及其在消费进程中的表现。然而，记忆犹如乌托邦，它指向了四面八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浪漫的，而不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它记起了其他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Bauman，1982； Beilharz，1992）。
《阶级的记忆》使人们想起了汤姆森（Edward Thompson）的著作和70年代社会历史的复兴，但是，鲍曼在这里所关注的人物，与其说是被遗忘的汤姆森，不如说是福柯细长的身影。鲍曼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学和汤姆森等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以便使人们关注工业主义有形的统治。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此书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犹如它在福柯伟大的著作中的位置。边沁、马克思、福柯和汤姆森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走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统治。劳工斗争不是在这种统治内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反对这种统治。只有到了20世纪，劳工才成为要求政治权利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这反过来又涉及到了生产体系向消费体系的缓慢转型。知识社会学也在此浮出水面，并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谁把这种排斥资本主义的画面视为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是谁把无产阶级培养成天堂里的狂怒者？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对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康拉德（Konrad）和赛伦伊（Szelenyi）后来的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继续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知识分子自圣西门以来就声称引导了社会发展；技术和社团主义在战后的出现在这种意义上属于旧调重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假定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它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然而，鲍曼在此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换言之，他关注的是现代或工业文化，而不是诊所和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同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只有在后来，下面的观点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和欲望将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从而也将成为主导的社会动力。
惯常的嫌疑犯
鲍曼在此并没有引用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的著作，事实上，西布鲁克《贫困的景致》直到1985年才出现，不过，二者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共鸣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现代的、反复出现的事物，但是，它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当工人阶级成了体系的一部分时，局内人和局外人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排斥和支配，犹如剥削和消费主义以及稍后的压抑与诱惑，依旧是鲍曼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着重对启蒙，确切地说是启蒙者，进行了批判；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描述遗漏了一部分行动，遗漏了一部分现代性的难题。现代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计划。是知识分子或者启蒙者，设法不在展开的情节中出现，因为他们想把现代性的历史描述成工人与老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普通战役。
现代性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时期，而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是一个控制计划，换言之，是理性地控制 自然 的计划。然而，这种计划、设计和密谋导致了技术统治和大屠杀。知识分子变成了立法者，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放弃了他们应有的批判活动。国家这个中介不仅是这种主张的环境，也是实现其野心的场所。如果说现代性追求特定的秩序体系，那么，后现代性则涉及了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权力，渴望成为立法者；后现代知识分子渴望重新获得阐释的角色，想成为不同生活世界和体验的阐释者和转换者。嫌疑犯就在身边。问题就是我们自身。但是，这两种角色混合在了一起，而且必然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传统的动物。因而，现代性变成了一个传统，以至于现代主义——改变世界的欲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习性，至少是一种责任。鲍曼在这里的反应类似于罗蒂（Richard Rorty）的实用主义，但没有那一立场有时暗示的洋洋得意。然而，这里所出现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同福柯密不可分，同权力/知识共生现象这样的问题密不可分，而且，鲍曼通过利用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著作扩展了研究领域，因为我们是贪婪的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的塑造者，也就是说，我们是万物的开发者。鲍曼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Elias）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看来，文明只有通过压抑才能获得；文明也是一种损失。哈贝马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当哈贝马斯从批判转向建构时，他就从鲍曼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原因在于，完美沟通的阐释学在其著作中让位于体系建构的政治学时，它将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中期的福柯外，鲍曼还想起了阿多尔诺或者说《启蒙辩证法》。在阿多尔诺看来，许多建构措施都是危险的，因为技术或工具理性将统治一切，而且技术型知识分子也主张这样的统治。然而，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在此经过迪斯雷利（Disraeli）和西布鲁克，用“两个国家，两个标志：受压抑者”这样的标题而告终，他用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双重尾声来重申：不管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知识分子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鲍曼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然而，这种转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该书无疑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并深深地暗示了后现代理论家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证明了珍妮纳??鲍曼给丈夫带来的灵感，珍妮纳以散文的形式在《晨冬》（1986）和《归属之梦》（1988）中讲述了她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如他们在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的著作是共生的。鲍曼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学家——这些现代计划自豪的提出者 ——面对大屠杀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鲍曼在此解释说，他最初把大屠杀视为特定悲剧的再现，而现在他视之为观看世界的框架。这种分析的后果是十分深刻的，因为这种看法的意义是，大屠杀表明了德国现代性的特定道路，如费赫（Feher）等人在《对需要的专政》（1982）指出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大倒退或者“残渣”，它是苏联式的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大屠杀的特征。
现代性的他者
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它暗示了《后现代伦理学》的写作。鲍曼强有力的观点涉及到了这样的替代：一系列的官僚主义程序替代了对他者的接近，行为准则（包括纳粹的道德规范）替代了道德自治。更普遍的观点是，大屠杀既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犹太史上的一个事件；大屠杀发生在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 （Bauman：1989：xiii），即使法西斯主义本身是偶然的政治事件。简言之，鲍曼把纳粹主义视为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德国的”事件。
对于鲍曼而言，道德麻木与我们所有的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与德国人或犹太人有关。我们都有这种变态的倾向，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学在此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同其他的自然 科学 和社会科学一起分享了社会工程的热情。当然，现代性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这里，鲍曼的观点再次同《对需要的专政》一书的观点表现出一致，因为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精心挑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逻辑和必需品。在最终解决方案以前，有针对犹太人的玻璃瓶之夜。但是，暴力政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破坏手段，依赖于把决策进程分解为一系列零碎的决策程序。因此，当纳粹分子的现代性模型既能追求技术的发展、又能把犹太人视为排斥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时，犹太人的消失或社会死亡就成了种族灭绝的前奏。最后，纳粹分子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园丁；他们的梦想充满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单一文化的色彩，以至于现代性和特定的现代主义成了反动分子进行革新的主要工具。
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