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整合(1)(2)

3.积极寻求价值共识

如何有效地整合个人理性与 社会 理性的内在观念冲突并寻求社会价值共识之基础， 自然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一。不过，这里所谓的价值共识并不是要人为地制定出价值判断的统一标准与最终依据，而主要是提供一个交往的规范性基础，它来源于平等的对话或非强制性的协商，也就是说，我们对社会价值共识的愿望与其说是在寻求某种社会实在，勿宁说是在构建一种理想的交往话语方式，即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辩、试错、纠偏的对话过程，它所要求的主要是对程序性的选择或对程序规则的选择 方法 。这意味着在寻求价值共识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 现代 民主 政治 实践的常规性 内容 :

首先，要保障公民私人自治的基本权利，即对公民独立主体地位的保障。其次，要充分运用民主程序，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得以逐步完善。否则，制度的合法性难以得到认同。最后，要构建公共空间，这使公共舆论的力量和 影响 得以形成并为价值共识奠基。如果说这就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经验规则而具有接受或 学习 义务的话，那么这恰恰又是难题所在，因为任何规则的普遍性或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主体间性。所以，在当代社会里主体间性的价值观冲突正是后现代性景观的基本构成。

就当今 中国 社会而言，现代性的成长与市场 经济 、民主政治、个人主义等概念的实证化水平高度相关。作为社会个体，由于不得不服从于现代社会的系统整合机制，这使彼此的共同利益在相互需要与肯定中存在，因而主体间的现实含义就充满了基于现实国情与利益考量的国家政治理性与个人功利动机的互补性价值，即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及其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从强制型向互惠型转变才能使效率、公正、自由诸价值相统一并体现为合理的实际生活处境，从而使交往共识的根基牢固植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社会价值共同体之中。这就需要引入信念伦理或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我国迈向社会现代化的内外约束条件是相当严峻的。其中，庞大的人口基数对环境与资源承载的压力，经济 发展 中的贫富差距对社会体制的压力，已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由此可能引发的非传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安全 问题 的风险性亦在加大。所以，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追求的就不能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必须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于是，在差异中求中和、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已经成为现代和谐社会中重要的利益价值观，进而也使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建设呈现出了两个方面的价值诉求:一是建立抑制利益独占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二是确立自律与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

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安排制度应该是各个群体利益博弈的均衡结果，它的实现将在两个维度上获得实质性效果:一是社会各个群体都会以某种形式对当前阶段新的利益制度予以确认和维护，以此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力量；二是国家权力不仅受到各个利益群体的有效制约，而且政府也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更大的执政合法性。于是，不仅仅是各个利益群体都不会轻易地去破坏这种均衡，而且政府也更加愿意担当创新制度的供给者。这种博弈和制衡不但在客观上形成了利益均衡的重要机制，而且将成为社会和谐与体制维持的重要条件。因为，多元化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小到个人契约，大到国际公约，大都建立在共同生存语境中。由于存在着文化习俗、宗教道德、生活方式乃至个人趣味等方面的差异性，因而需要以宽容为原则，并以民主程序为机制方可达成共识。

当然，完全一致的价值共识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理性的妥协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所以，任何价值共识都需要在制度化的框架内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同和遵循。因此，要确保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中的引领地位与作用，就需要使其具备更加广阔的国际话语空间与人类 历史 经验的共同特征，尤其是要使它具有兼容并包的思想高度与大度，以使社会体制转型的自我推动更具全民性。因为，对每个公民而言，国家利益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发挥而成为一种价值状态和经验事实的。当公民本身构成为国家利益的主体，或公民通过自觉行动反映国家利益的存在状态与要求时，国家利益就表现为一种持续存在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观念的代际性传递正是文化传承与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总之，为了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承认和引导多元价值观的基础上，必须加大力度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实践，通过弘扬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努力强化每个公民在道德上进行自我设计的国家伦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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