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形成原因和对策(1)(2)
2015-08-06 01:03
导读：当前 中国 社会 风险的累积使越来越多的人十分关注社会公平、 政治 正义和政治民主，人们也更加呼唤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实际上体现了人
当前 中国 社会 风险的累积使越来越多的人十分关注社会公平、 政治 正义和政治民主，人们也更加呼唤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关注。推进中国政治 发展 ，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化解和缓和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要抓住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多层次多角度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力争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状态中，通过制度创新、政治文化变革、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方式优化，使社会朝着公平、正义、民主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必然有利于中国社会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对于缓解社会风险，防范社会危机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3．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有效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目标的能量和力量。13当前，负责社会风险处理的行政机构之间分割严重、难以协调行动，加上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很难完全达到控制风险所需要的协同作战和信息共享要求，国家在 法律 法规建设方面也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社会风险管理系统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尚不完备，因而，从国家能力角度看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亟待加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发展起来，并正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较大的 影响 。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仍显得滞后，社会领域的利益协调机制缺乏，不能充分发挥公民自我防护和自我组织的作用，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能力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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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风险严重累积的形势下，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对于适时化解社会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
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增强风险的吸纳和分散能力，既要注重强化并发挥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的支柱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和化解社会风险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当前，政府应改变“包揽一切”的做法，适当合理地向社会“分权”或“还权”于社会，应特别强调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惟有综合发挥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才能更有效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并适时化解社会风险。
4．积极应对 经济 全球化挑战，加强国际安全合作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开始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 时代 的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全球性和关联性。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注重不断提高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加强 科技 与品牌的自主创新，防止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同时，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来应对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为国际安全合作尽到自己的责任，遏制社会风险的全球性蔓延，也便于化解本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面临的安全挑战，使本国尽可能少地受到国际风险蔓延的威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中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意识，推动建立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二是要倡导国际安全合作模式的灵活多样性。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三是要善于处理不同类别国际安全合作机构之间的关系。要尊重和维护联合国等全球性安全合作组织的权威。对于各类有中国参与的地区性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应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大合作力度，发展多样性、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框架。对于美国主导的有关安全机制，中国应有选择地考虑发展对话与合作，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问题 。14四是要在与中国安全联系最密切的领域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传统安全领域，也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要明确本国安全和风险方面的最紧迫问题，在外交方面加大相关方面的工作力度。
【注释】
① 参见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6页。
② 拉尔夫•达尔道夫：《 现代 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 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载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2005年版。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⑤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⑥ 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 自然 终结”并不是说自然环境消失了，而是说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受人类干预和影响的已经寥寥无几，人类很大程度上凌驾于自然之上。“传统终结”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在传统社会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受到传统的严格约束，人必须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人所受传统的束缚很少。他们认为，这两种变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重要原因。
⑦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⑧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 工业 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⑨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⑩ 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识到了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并提出了 分析 相互依赖的两个变量：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脆弱性指的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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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2 参见俞可平：《政治与
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3 参见黄宝玖：《国家能力：涵义、特征与结构分析》，载《政治学 研究 》，2004年第4期。
14 参见徐坚：《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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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熊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