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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社会特征及其启示(1)(2)

2015-08-11 01:17
导读:(四)官民一体和“民主导”:韩国新村运动在发展初期是以“官主导”,产官学众齐心团结、积极参与,后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逐步转变

      (四)官民一体和“民主导”:韩国新村运动在发展初期是以“官主导”,产官学众齐心团结、积极参与,后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逐步转变为“民主导”,韩国的学者登上了政府总理、部长和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的舞台,国家的依法行政更加科学化。即使是财政投入也逐步走向“民主导”,在初期1971年投资额的122亿韩元中政府和居民负担比例是33.6:66.4,而到了1978年的7074亿投资额中这一比例变为10:90,显示出新村事业各村自立、自助,事业规模也逐渐扩大。仅在发展初期(1970年——1978年)8年时间内参加新村运动的新村指导员就达到27.8万人,公务员30万人,190多所大学学生参加支援者服务活动,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达2170万人,超过半数的国民参与了新农村建设。总统和各级公务员都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实践,经常与农民和市民对话,拉近了官民的距离,改善了干群关系,克服了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建立了政务公开、民主协商的社会机制。农民从政府公务员和专家、学者的言行举止中深切感悟到政府与公职人员的诚信和辛劳,产官学众大家齐心协力,建设自己的家园和国家,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五)学者广泛参与,发挥积极作用:以往学者的教学和研究严格按学科分类和发展,很少顾及社会热点问题,新村运动的开展,感召和聚集了广大学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新村与新国家建设,把专业研究建立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大学学问脱离社会现实的难题,各大学和研究所纷纷成立了新村运动研究所(会),仅在1974年到1995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有关新村运动的论文就达1860篇,190多所大学参加新村建设。学者们通过社会调查,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问题,再把研究成果带到实践中验证,好的经验和技术加以推广,提高了政府科学决策和运作效率,政府公务员树立了尊重科学和学者的风气,全社会尊重科学和人才的风气蔚然成风。

      (六)建立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不管初期发展目标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是在实施过程中的不断调整与变化,在历史长河中考察,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难题,也克服了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在发展中的差异和东西方文化存在的相互撞击和冲突带来的诸多复杂矛盾,圆满地实现了平等、和谐、诚信、文明的公民社会。并且在跨入世界文明国家后,如何处理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走向成熟的制度文明,与世界文明同步发展,也找到了很好的答案。让全体韩国国民通过一次次考问、自省,感悟到不能只为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违背世界文明规则的道理,知道了在自我批判、自省自律的痛苦过程中才能诞生一个文明成熟的国家和民族的深刻道理。

      四、借鉴韩国经验,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解决我国“三农”难题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新农村建设,这不是一人一时一事的工作任务,而是我党、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今后几十年的中心工作,更是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各部门今后的中心工作。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总书记、总理亲自领导和过问这项工作的缘故。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确有很多来自基层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从更加开放、开阔、开明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思考我国“三农”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略和对策,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实践,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好经验、好办法,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不可能在原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基础上再有什么政策性开创和突破一样,必须依靠来自最基层的经验和做法,依靠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来自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系统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自主创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繁荣昌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是相辅相成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我们更加关注和学习邻国韩国的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出自好奇和追求时尚,而是我国自身的实际需要。经过分析和比较,发现了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找到了应该避免和防止的试行错误,更加领悟和坚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心和勇气。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时总统亲自发动、宣布,由内务部具体负责,各部委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后来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由退居二线的政府总理、部长(都是专家、学者)、学者担任会长,下设新村指导者中央协议会、新村妇女会中央联合会、工作单位和工厂新村运动中央会、新村文库中央会、新村金库联合会、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大学教授新村运动研究会、新村日报等,上述机构逐渐成为民间或法人代表,独立行使其社会职能,至今韩国全国有20、30万名新村指导员,成为韩国公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人员,为建设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鉴韩国的经验和做法,由党中央亲自负责,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可以委托中央或国务院某部委具体负责,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市、县、乡、村成立相应的对口负责单位(为节省人力,可以挂靠),职责、任务落实到人。在中央领导小组内,成立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新农村建设研究会,专兼结合,主要负责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调查研究和各级政府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出咨询报告。

      (二)完善财政投入体制:为避免层层划拨财政经费后,层层被消化和削弱的现象,中央财政由中央新农村领导小组直接负责,通过专款专用、专款配套、直接到村或农户等多种方式,建立合理的财政投入管理体制。有些经费可以兑换成物质,直接支援农村和农户,才能调动农村和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些财物支援过程中,各级政府公务员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专家、学者紧密配合,并监督、检查,直接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不断矫正和改进以往政策和做法,为新农村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和不断完善、避免大起大落和重大决策失误提供制度保障。

      (三)加强调查研究,完善各项制度:韩国在上一世纪90年代总结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强调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鉴于这种教训,我国在组织实施时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委托新农村建设研究会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运用这些科研成果,在制定实施规划、分类指导、政策研究、投入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矫正机制等方面,建立科学的运作制度和机制。专家、学者们要与农业部门的职能、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紧密结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要摆脱书院式的封闭研究,学者们也可以帮助各级政府摆脱脱离农村实际的“办公室预案”和“办公室行政”,真正为农村建设和农民实际需要办实事、办好事。

      (四)充分调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并在农村选举一些有热心、有创意和组织能力的农民为农村建设的指导员,并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可以直接向任何一级政府领导反映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想法。由他们组织村里的农民制定自己的建设方案,及时和乡村政府的方案核对并协调、统一。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韩国之所以从“官主导”转变为“民主导”,是因政府人事换届、政府权利难以控制、政府行为和长官意志容易抑制农民的创造性等弊端之故,能否真正调动农民的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文明政府深深懂得学者参与研究出的政策要比官员自己编出的政策科学;学者的评价比官员自己的评价社会置信度高;农民发自内心说好,比官员说好要可信得多的道理。组织人事部门也走出考试加演讲加打分的“办公室预案”,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人才,改进工作。

      (五)推动体制创新:与新农村的建设业务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委有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民政部、全国供销总社等,如果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积极支持和参与,很多事情都会顺利,但各部委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很有可能变成新瓶装陈醋,还是那一套,形形色色的“行动计划”和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纷纷亮相,政府攀比“烧钱”,收效却不佳。防止形式主义花架子,一阵风、一刀切,但又不能走老路,各行其是,各自扩张和点缀自己,要有国家统一的组织路线和技术路线,各行各业紧密配合,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旋律。教育部重点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职业继续教育。农业部实行农科教结合、科教兴村和农民绿色证书教育,尤其是通过农科教结合实现制度创新,教育部、科技部等其他部委紧密合作与支持。农科教结合是来自我国基层的成功做法,是中国版的新村运动,有很好的经验,应该继续继承、发扬和光大。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自己的银行——农协银行能否建立健全,是解决农业企业化、农村金融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是成功的新村教育,成功地把新村运动上升(升华)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新国家层面,成为国民永不枯竭的精神与奋斗动力。二是建立健全了韩国版的“农科教结合”模式,即集农林部科技教育行政、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为一体的机构农村振兴厅,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有效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组织体系之一,韩国农林部的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这里,这是一次制度创新。三是农民合作组织——全国农协,这是农业发展的组织保障,是农民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精神家园。

      (六)善始善终,与时俱进:由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和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能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长,由几届政府来接连完成,不能受政府人事换届的影响,是党中央制定的国策,必须善始善终,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和总结各地、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教训,矫正原有的政策、做法,不断改进和完善,既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经济和世界发展规律和趋势相适应,与世界文明接轨,同步发展,不仅能解决好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转型过渡中的问题,还能为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奠定物质与精神基础,为国家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填充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美好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3.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村研究会,《新村运动论文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6 

      4.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网站,2006年2月

      5、近现代韩国国家和农民新村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条件,韩国政治学会报,1997年第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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