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社会特征及其启示(1)

      关键词：韩国 新农村 建设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一）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韩国人多地少，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农业与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 ethic）水平。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根据韩国国情和农村实情，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上一世纪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加剧了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距。

      （三）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农业萧条、生产落后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的生活困难。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6年的统治，加上残酷绝伦的朝鲜战争，使韩国国土成为一片焦土，城市、农村居民生活非常艰难，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大量的贫民、难民、孤儿寡母流离失所，到处都是战争废墟和贫民窟。在农村农民因生活所迫，打架、酗酒、偷盗、欺诈、赌博，饥寒交迫，离家出走，家破人亡。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农业、改善生活都是一种奢望，人们因战争而贫困潦倒，他们又为了生存偷盗和倒卖军需物质，民心衰竭到低谷，人人不满现实，相互猜疑、诋毁，甚至相互出卖、仇视和发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信和温馨，贫富差距使政府公务员和民众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和不信任，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与居住环境条件成为农民家族生存的第一需要。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四）农村文化颓废、乡风堕落、环境污染、管理混乱：农民生活困难，民心衰竭，民风浑浊，农村的黄毒赌偷等社会丑恶现象应有尽有，农民有一点钱就喝酒、赌博、打架，乡风恶劣到极点。加上官商勾结、军政勾结、警匪勾结，社会腐败污浊，人们望天兴叹。农村基层政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管理混乱，农民失去了原有的勤勉、善良、互助、合作等社会美德。农村环境污染严重。韩国人迄今还清楚地记得首尔市郊的臭水沟，一见到有人来，从八旬老奶奶到娃娃，拿着瓢子从茅草屋走出来乞讨，臭气熏天的水沟几里外都能闻到味道。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效果

         为解决光复后的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的辉煌成就体现在：通过水利设施和农业耕地的扩充，奠定了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的基础，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科学种田的社会机制，培育了农家副业基础，保障了农产品价格体系，建设了一批新村金融机构和农产品加工厂，改善了农产品的流通结构与体系，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设施和条件。根据研究表明，韩国37年的新村运动中，自1970 年到1984年15年间的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最为显著，其中有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有2年接近城市居民收入，就是说有9年接近和超过城市居民收入，1980年以后，因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与扶持，农村消费水准逐渐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据统计，自1971年到1984年投入的财物总量达7.2万亿韩圆，年平均投入5177亿韩圆，其中政府投入占57%，居民分担11%，其余32%由民间团体和公司承担。按投资项目分类计算，生产基础建设占22.2%，增加农民收入42.8%，改善福利和环境条件占27.5%，精神启蒙教育占2.8%，城市与工厂的新村运动占4.7%。应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在这15年内完成的。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

      韩国新村运动是以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国家为目标，以勤勉、自助、协同、奉献为精神理念，以脱贫致富为动力，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显示出鲜明的时代与社会特征，如合作精神、勤劳致富、官民一体、学者参与、民主决策和以农民为主体等，把东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唤起了全体国民的共鸣，成为国家宝贵的精神与文化财富，取得了综合社会效益。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不是行政官员在办公室预先策划和设计好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学者、公务员通过亲身实践逐渐形成的。

      （一）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通过启发农民从改善身边的生活环境，脱贫致富开始，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政府扶持，官民一体，成为建设家乡和新农村的自觉行动。农村的公共事业和基础建设大大改善，农业基础和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农产品实现了有效供给，农村金融、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体系得到改进和完善，城乡、区域差距基本缓解，和谐、诚信、文明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农民通过亲身实践，发挥个人和集体智慧，齐心合作，民主讨论，增加收入，增强了改变自家和家乡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开始拉动国家经济发展，新村运动获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从新农村建设运动上升为新国家建设运动。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从1970年到1984年的14年时间完成基本框架和任务，再过4年成功举办了“88首尔奥运会”，再过5年举办了大田世界博览会，再过9年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这一过程中，用新村精神激起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和国家发展动力，逐步构建了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经济发展每隔10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人均GDP从1970年的200美元达到1985年的2000美元（1988年举办奥运会时达到2800美元），1995年实现了1万美元，虽然经过此后的金融危机，但成功度过难关，从1997年的6千多美元到2005年达到1.6万美元。

      （三）新村运动的核心——新村教育：韩国学者总结新村运动时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新农村建设、新国家建设，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辉煌成就都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的精神理念、内在动力和社会实践的体现。新村运动长久不衰，并能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的原因在于新村教育，建立健全了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教育机制，与时代发展同脉搏，满足了不同发展阶段公民的发展需要，这是不可能用简单数据和模型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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