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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9 01:21
导读：三、医患信任与医患红包 信任的建立既可通过人际之间的交往达成相互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在对对方人格与品性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也可
三、医患信任与医患红包
信任的建立既可通过人际之间的交往达成相互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在对对方人格与品性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也可根据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征与属性，在规范约束关系交往和关系行为的各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化的规矩准则的引导下建立起来；还可以依据正式合法化的规章制度，运用其具有的利益奖惩机制的监管制约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前者是一种以对人的认知与认同为基础而产生形成的信任；再者则是以社会关系所内含的、赋予关系中个体的各种道义责任、互惠义务、伦理操守以及亲密情感为基础而建立起的关系信任；后者则是一种在正式制度奖惩制约的利害机制影响下，经过对得失的权衡计算后而建构起的计算型信任（注：有关信任的类型区分，代表性的观点论述可参见卢曼（Lulmlann，N.1979，同上）；巴伯（Barber，B.1983，同上）；Zucker，L.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In B.BM.Staw &L.L.Cummings（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53～111；Lewis ，J &Weigert ，A.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s ，1985，63：967～985；McAllister，D.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y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24～59；lewicki，R &Bunker，B.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in work relationship.In R.M.Kramer&T.R.Tyler （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Frontires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ousandOaks，CA：Sage，1996：114～139；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简而言之，这三种信任即为人际信任、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其中的医患信任不外乎这三种信任中之一，前提是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为医患信任的建立提供或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与机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如上所述，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际互动。就医患双方的认识了解而言，双方之间的交往互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就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影响对方行为的资源与权力来说，双方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不均衡；就医患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和可能经受的利益得失来说，医患双方所面对的又是一种不可逆的互动困境。这就使得信任建立的一些基本途径方式与条件在医患之间的特殊交往过程中难以有效地发挥出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作用与影响，甚至无法确立其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的立足之地。依据相互之间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而产生形成的人际信任，自然需要在长期和多次的交往互动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短暂形式化的交往缺乏全面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的条件与机遇，几次偶然的交往也不足以揭示呈现一个人深层内在的品性与特质，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是认知型人际信任产生形成的必备条件，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交往双方才有可能逐步消解相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预期行为的不确定，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而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医患的特定情境限制和削弱了医患之间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接触了解，医院日趋成为诊治人体疾病的修理工厂和进行医学研究的临床实验室，医生的职业也愈益高度组织化、职业化和专业分工化，从而使得病患与病人被分离开，医术与医生被分离开，传统社会中医患之间富有人情味的密切交往和理想境界中充满人文关怀的医患互动被分割肢解而日益淡薄消散。因此，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的不确定始终都难以仅仅凭借职业化技术取向的医患交往而彻底地予以消除，建立在认知与认同基础上的人际信任自然也就无法生根与成长。
大学排名 正式的规章制度与组织建制对于约束遏制人们行为的机会主义与不确定具有着强有力的功效。现代社会中医生职业与医疗机构的职业化和组织化，既依赖于医学知识技术的不断积累更新所推动的专业化和精细分工，更有赖于医疗活动和医学知识技术生产使用的组织与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这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医疗机构与组织制度的信心与信赖，规范的医疗运作程序和运作架构也使人们相信其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削弱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与信心，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替换为对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制度的信任，从而使医患之间立足于利害机制的制度信任被进一步地外化在医生与病人的直接交往之外，制度的奖惩约束被分割成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病人所依附的社会组织的内部机制，而不再是医患之间直接的行为制约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凭借组织制度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自然不可乐观。
制度信任得以建立的另一重要条件即是交往双方的行为互动须是在一能够持续重复的过程中进行的，也即互动博弈应是重复博弈，而不是一次性或终结博弈，因果报应须是可预期和可计算的。这样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才能够有效地威慑、遏制和约束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与各种卸责行为，促进和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这种持续重复的互动博弈往往因医患交往的不可逆性而难以稳定地进行，特别是在医患双方在病患诊治过程中经历了预期之外的不利遭遇时更是如此，这就使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多地成为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一次性博弈，从而最终使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医患互动博弈中的计算型信任演变为计算型的不信任（注：不信任的产生既可能来源于组织制度建构中的控制机制，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权势的干预和控制，还会是因为价值观的对立冲突，甚至是民主制度的客观需要。其中精确化的算计和结构化的控制往往是产生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参见S.西斯金与D.斯蒂克尔：《通往地狱之路》（收录在L.克雷默与T.泰勒主编的《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D.甘姆贝塔主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J.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医患信任是产生形成于医患互动过程中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具有着鲜明个性化色彩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不仅包括对对方外在言行表现充满信心的期望与信赖，而且也包含了对对方内在品性与特质的确定无疑的认可与接受。如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不仅包含了对医生医术的信心与期望，也包含了对医生医德的信赖与放心，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确信和对主观世界的寄托。医疗机构组织和医患个人的特殊身份地位虽然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都无法改变或取代医患信任中的这些个性化内涵。这样的一种医患信任的产生形成需要相互之间持续充分、平等互助的交往与互动，需要相互之间有更多地认识了解并能达成共识。然而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日趋变动不居与异质化，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程度愈益精细严密，从而动摇和瓦解了医患之间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建立的根本基础，因此在医患交往互动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只有可能借助于双方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纽带来建构，这种关系纽带既可消除交往的不对称与不充分对信任建立产生的不利影响，化解交往的异质特性，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转换为自己人或自家人的交往，也能克服制度约束的外部化和组织化弊病，将双方之间的互动博弈转变为关系圈内的网状博弈，将正式制度建构中单一的利益奖惩机制转化为非正式规范中多元的社会评价机制。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医患红包的产生即与医患之间关系信任的建构密切相关。关系信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即是交往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先赋性或后致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可依据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血缘、地缘与业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也可凭借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情、友情与人情的相互粘接而形成，尚可借助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得失的相互交换和制衡而建构起来，甚至是将这几方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编织经营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联。然而无论是何种途径与方式的关系建立都需要有能够融洽双方之间的交往、密切双方之间的关系、缩小双方之间人际距离的关系媒介发挥作用，这种关系媒介既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交往双方之间应有的关系，也可以较好地表达交往中双方特有的情感体验，更能够为交往双方带来实际的互惠互利，就如同是粘合剂一样能够将相同与不同的交往个体有效地黏接在一起。红包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媒介。红包不仅是传统社会习俗礼物依随人们物质生活与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不断演变更新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与市场交换日益渗透侵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非物质化意识存在领域的结果。
在有关红包的
人类学研究中，红包之所以成为一种用于社会交往与关系建构的符号性礼物，而替代了传统习俗中的实物性礼物，就在于红包既具有着传统习俗礼物的意义表达与关系建构的功能，更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利益互惠与交换的工具性作用（注：阎云翔在其关于礼物的研究中曾详细描述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礼物往来及其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关于礼金、随礼等先前只具有经济交换功能的钱财现金转化为具有社会涵义的习俗礼物的论述。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作为礼物性的红包到后来之所以会蜕变为商品性的红包，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则不仅是因为礼物红包具有着显著的应时顺变的工具性功能，更是由于作为礼物的红包从根本上消解和剥离了传统习俗礼物所具有的人格化特质和自然的物质属性（注：有关习俗礼物转变为交易商品的问题，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有着极为深刻、准确和模式化的比较分析与论述，其中礼物的人格化及其不可异化性与商品的非人格化及其可异化性是区分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易的根本依据所在。参见C.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而使作为礼物的特殊物品被普遍化为仅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一般性的生活用品和生产产品了。在红包的这种从钱财实物演变为习俗礼物进而又蜕变为买卖商品的过程中，红包的作用和功能在不断地被丰富与强化，红包的运用也日益被扩展到传统社会交往之外的其他社会生活的领域。在医患互动关系中，正是由于医患交往的特殊性以及医患之间信任建构的特殊性，这才使得融习俗礼仪与市场交换的价值意义为一体、集关系、情感与互惠互利于一身的医患红包成为了促进医患的交往互动，建立起可约束的医患关系和可预期的医患信任的非制度化的有效手段。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四、结语：嵌入性的制度建构
上文分析了医患红包产生的医患关系与信任的根源，揭示了医患红包存在的个体理性的基础，但是这种个体的理性与出于整体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集体、组织乃至全社会的理性未必就是相符一致和协调吻合的，个体理性基础上产生的行为选择所导致的结果往往只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对集体理性、组织秩序以及公众利益而言，却常常是利小而弊大甚至有害而无一利。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交往与公共生活领域中类似送红包这样的行为无法以“愿打愿挨”作为理由而得到人们的认可与接受，而是一再受到舆论公意的否定、谴责和正式制度规章的约束限制的主要原因。要消除医患交往关系中的医患红包自然离不开正式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但是从本文上述的分析来看，这种正式制度的建构与完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医患信任建立的问题，即能够加强和促进医患信任的建立，而不仅仅是利益的奖惩制约或道德意识的重塑。
制度建构的博弈论分析认为，理性行动者的行为目标和动机均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理性行动者首先是一个白利的经济人，而不是一个他利的社会人，因此在与他人及社会的交往互动过程中随时会表现出自利自顾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建构的目的就在于针对这种机会主义的人性倾向与行为动机设置各种约束惩治的有效机制。从这种分析来看，制度建构的立足点并非是对人性本善的信任，而恰恰是对人性本善的根本怀疑和完全的不信任。很显然，这样的一种制度建构不足以解决医患互动中医患信任建立的问题。真正能够推动促进医患相互信任的制度建构应该是能够将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嵌入在人们的人际信任之中，将人们对组织规章与社会规范准则的信任融入在人们对遵守、维护和捍卫制度规范的典范楷模人物的信任之中，使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扎根于人们的人际信任之中，相信制度是因为制度是由人们所相信和信赖的人在制定与执行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相信与信赖就在于他们能够时时事事的遵守、维护和捍卫着人们所期望的制度。只有这样的一种嵌入性的制度建构，才能够良好有效地约束机会主义的自利行为和惩治破坏制度规章的违规越轨行为，才能够建立起人们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在制度制约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相互信任，才能够消除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存在和出现的医患红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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