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心理亚健康状态归因分析(1)(2)

牐牐ǘ）社会失范导致中产阶层心理茫然和混乱

牐犐缁崾Х妒侵妇捎械纳缁嶂刃蛟獾狡毡榉穸ɑ蜓现仄苹担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不具有对社会成员有效的约束力，使社会成员处于混乱的、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之中（李强、王进，2005）。失范状态往往是社会集聚变迁的一种后果，会给社会成员带来心理适应上的困难。

牐1、权威失范使中产阶层产生不安全感

牐犞胁阶层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转型而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旧权威日益衰弱，丧失了原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新权威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结果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威真空”（李强、王进，2005）。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个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就会产生安全需要，即避免外界危险或任何可能危害个体事件的需要（李强、王进，2005）。中产阶层衣食无忧，是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相对受益群体，他们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中秉持稳健、保守的立场，权威失范使他们对安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如果这种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对于那些工作压力巨大，精神紧张的中产阶层来说，则容易出现适应上的困难，产生各种心理亚健康症状。

牐2、角色失范使中产阶层产生角色紧张

牐牻巧，是指人们与自己所处特定社会地位和特定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处于特定社会地位，具有特定社会身份人的行为期待（郑杭生，2000）。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扮演旧体制中的角色（李强、王进，2005），社会也已经形成对不同阶层的行为期待。中产阶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公众对他们的角色期待分歧较大，而他们对本阶层的角色理解也多种多样。比如，有的中产者按照美国同类阶层的方式生活，而有些中产者的参照群体却是另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同类阶层，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不同，中产阶层的角色扮演方式差异较大，以至中国中产阶层对所要扮演的新角色缺乏真正理解，造成角色混乱。此外，公众和中产阶层对角色行为期待不一致，可能会使有些人仍然按照旧的角色模式（如旧的“类中间阶层”的角色模式）来衡量新兴中产阶层的行为，认为他们某些行为不可理解（如“月贫族”、“丁克族”现象）。角色失范给中产阶层带来角色行为的“两难困境”，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困境，会导致强烈的不安和焦虑。

牐犖濉ⅰ跋喽园夺感”对中产阶层心理状态的负面影响

牐牎跋喽园夺感”是一种横向攀比后产生的不满、怨恨、愤怒等主观反应，对心理健康有严重影响。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教育水平都处于社会的中间，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相对受益者，为什么会有“相对剥夺感”？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相对剥夺的界定主要集中于参照群体上，认为相对剥夺是在与另一个群体的比较中产生。但这却无法解释当自身利益与其他群体相比较实际增加时，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更无法解释在没有把自身利益与其他任何群体相比较时，依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的现象（李俊，2004）。

牐牐ㄒ唬┘壑灯诖带来的“相对剥夺感”

牐牸壑灯诖⑥是人们认为他们应当获得的一般价值地位，价值地位既指现在又指将来的地位。一般而言，人们期待保持他们现有的价值地位，而对将来应该获得的条件有许多期待和要求（李俊，2004）。参照群体是价值期待的主要来源，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或群体之所以会有价值期待，是因为其所参照另一群体的生活状态对其产生了刺激（转引自李俊，2004）。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和其他民众普遍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出于不断分化和整合之中的各个群体不仅与自己地位相近的群体相比较，而且也把距自己较远的群体作为参照物。中产阶层受西方发达国家影响尤其深刻，在生活方式上讲究独特品位，惟西方文化格调马首是瞻（张宛丽，2004）。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中产阶层在国内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和国内上层阶层相比，他们依然距离较远。正是因为转型时期参照群体的泛化，中产阶层难以实现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之间的一致，因此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牐牐ǘ）价值能力带来的“相对剥夺感”

牐牸壑的芰κ侨嗣侨衔他们能够获得或保有的一般价值地位，它有两方面含义。在现在，价值能力由价值地位来体现，即人们实际能够获得或由他们环境所能提供的地位。在将来，价值能力是他们的价值潜能，又可以区分为观念中的价值潜能和实际中的价值潜能。决定人们目前行为的，是观念中的价值潜能而不是实际中的价值潜能（转引自李俊，2004）。中产阶层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的人力资本，他们对自己期望往往较高。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较高成就感的人，往往不会满足于现存地位，努力会寻求机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但这种上行流动却并不容易。首先，随着大学扩招，每年都有大量新、高素质的劳动力涌入市场，威胁中产阶层现存地位。此外，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改革早期“精英循环” 阶段很快被另一个“精英再生的阶段取代（宋时歌，2004）。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组织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相结合的趋势， 出现了总体精英，他们掌握了大多数的资源，其他阶层的人很难进入精英阶层。当中产阶层感觉现有地位受到威胁，向上流动又困难重重时，相对剥夺感就产生了。

牐牐ㄈ）效率与公平间失衡带类的“相对剥夺感”

牐犞胁阶层大多数来源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在身份上实现了跨越，但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中产阶层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可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心理状态必然会受到社会主流情绪的影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伴随着时代的前进日益表现出其“不成熟”的一面（吴忠民，2004）。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各个行业、部门为增强经济效益而不断地精简人员，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事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分配体制不完善，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吴忠民，2004）。收入差距不合理，教育机会不平等，政治地位悬殊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必然导致民众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中产阶层亦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对社会公正产生怀疑，感觉自己被剥夺了。

牐牻 论

牐犆拦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C.W.Mills），许多个人遭遇的困扰，只有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这一级水平上，将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转引自李强，王进，2005）。既然中产阶层的心理问题由社会原因造成，那么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以解决。

牐犑紫龋要对中产阶层有清晰认识，形成合适的角色期待，使他们的社会行为有章可循，不会因为认同危机和角色失范而导致他们心理紧张和迷茫。其次，要协调各个阶层间的利益分配，调整利益格局，调控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正原则，降低中产阶层和其他利益受损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再次，在提高城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生活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人文关怀，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最后，中产阶层和其他各阶层要对心理问题重新认识，遇到心理问题不能讳疾忌医，应该找心理工作的专业人士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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