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开拓当代农村研究的新境界(2)
2016-04-22 01:00
导读：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
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先拟订调查提纲并让座谈者知道，要亲自参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上进行过四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张闻天对西北农村的调查。从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张闻天先后在陕北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前后历时一年。张闻天本人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调查报告就有《贺家村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当时还有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杨家沟地主调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调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到1956年1月全国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迅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指导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和各级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5年9月到12月，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两篇序言和104份批语。1957年，三联书店汇集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党委或部门、个人的农村调查报告、
工作报告、报刊
新闻报道等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一书。
三是1952年12月上旬到1953年3月上旬刘少奇对中央政府32个部、委、直属局工作的调查，和1956年2月中旬到5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政府34个财经部门与湖北省、广东省、广州市、武汉市
经济工作的调查。这次调查，顺应了新中国政权认识政府行政工作的规范、秩序、规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形成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表达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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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1960年代初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员对农村经济形势和如何纠正“左”倾错误的调查。在这次农村调查活动中，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周恩来到河北武安，朱德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青浦，邓小平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了解基层情况;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也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调查报告就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胡乔木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访问东塘生产队》;周恩来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张平化的(关于在浏阳县文家市大江大队作调查的报告》;习仲勋的《在长葛县和尚公社检查工作向中央写的第一次通讯》;邓子恢的《关于龙岩调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等等。这次农村调查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意义重大。
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村问题研究日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与农村阶级分析法相区别的经济社会史分析流派。它的特点是:
第一，在研究领域方面，形成了以梁方仲、傅衣凌为代表的明清经济史，以陈翰笙、费孝通为代表的民国农村经济研究，以及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三大研究领域(当然有的研究作品具有涉及面交叉的性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较规范和融会的特点。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学术方法，作者就表示:“本书在分析方法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杨国祯教授比较了法国年鉴学派和梁方仲、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特点后说:“它们的本质都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第三，都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收集史料的工作。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也大量使用了1939 -1943年期间日本人在华北进行的调查资料。傅衣凌教授的研究，非常注意收集乡村社会中当时还不为人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文献，建立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传统。再比如，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一书，收集了山东省档案馆的2000多卷档案、上千件农村契约文书和数百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
我感到，目前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