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开拓当代农村研究的新境界(3)
2016-04-22 01:00
导读：应当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 在当代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
应当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
在当代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等。但是，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学术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我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现阶级分析法和经济社会分析法的有机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分析农村阶级，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这是它的成功的一面。可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仅仅依靠政治变革是不成的。我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土改运动“对人们私有观念的摧毁，是否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摧毁人们的私有观念，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没有能够为近代化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革命时期的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不过，我们今天在对农村进行经济社会研究的时候，仍然有进行阶层分析的必要。当代农村土地改革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的时期占有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身份、地位、主张、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会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更加直观，更加科学，更有价值。
第二，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代农村研究的成果，一般有描述某一全国性运动、概况的专史性著作，有描写某一地区的区域性著作，还有描写某一个别乡村的个案型著作。目前个案型著作比较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具有相对典型，相对细致，相对深人的特点，但是个案研究必须尽可能地与宏观形势紧密结合。对一个孤零零的村庄的调查，固然是有意思的，但是在中国，完全忽视了与它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和政治趋势的联系，这个村庄的命运是说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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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鉴别史料。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既有难以收集资料的困难，更有对资料难以鉴别的困难。当代农村同样受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支配，大量材料带有当时政治形势的鲜明色彩，需要我们更加小心地分析鉴别。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就花很大的精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90万字。这部书收集的资料是否全都可靠呢?有人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靠“三次会议一本书”发动起来的。毛泽东自己也把编辑这本书看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但是，围绕合作化问题，党内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毛泽东尖锐地责骂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1955年7月和10月，特别是10月的尖锐批评，以强大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共计收集了176份材料，其中1955年9月份之前上报的材料91篇，1955年10月之后上报的材料85篇。试想，在大力反右倾政治气氛中这些各地报上去的材料能可信吗?薄一波曾经说过:“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用史料学的真工夫分析史料，是当代农村研究，也是整个当代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前提。
第四，大力培养年轻学者。我曾经说过，当代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优势，是我们的硕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为充实更新研究队伍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他们年轻，朝气蓬勃，思想开阔，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是当代学术进步的光明前途所在。仅以
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例，殷晓清博士对当代“三农”问题的研究;贾艳敏博士对大跃进时期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碴研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研究;叶扬兵博士对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张学强博士对山东直南土改的研究;莫宏伟的博士论文课题:苏南土地改革研究;钟霞的博士论文课题:对山东一个村1956-1966年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都以题材新颖，视野宏大，史料扎实而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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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曾经说过，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外国学者，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感受，这反映了科学无国界的时代特点。当然，我们中国学者也应当下定决心，努力工作，拿出自己可以与西方学者的作品相媲美的卓越成果。我相信，在他们身上，或者说经过他们的努力，我们会看到这个希望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