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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惯习障碍(1)(2)

2016-05-17 01:01
　　而从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看，制度的改变并不必然导致农民工市民化，因为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农民工价值观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是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与初始社会化不同，那些在初始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内容将会严重影响继续社会化的方向和进程，而这些正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非制度性影响因素。
　　
　　二、惯习与农民工市民化实践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前经历构筑了他们的群体特性，这是他们市民化转型的前提，可用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来概括。在布迪厄看来，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确定的社会状况，逐渐会形塑起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就是惯习。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6]。
　　布迪厄的惯习是他实践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果将农民工市民化看作农民工自身的实践过程，其市民化实践将表现为他们原有惯习和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不断相互作用的具体活动。在与城市结构和城市居民的互动过程中，他们的种种行事、决定、权衡、冲突，不是他们面对具体情境所做出的临时性反应，而是行动者的生平情境和历史处境的积累性反应。
　　据布迪厄分析，行动者都是通过由以往经验建构而成的范畴来理会和感知各种外在刺激和制约性经验。也就是说，初始经验必然是优先的，更为重要的，因此惯习的性情倾向系统也就具有相对的封闭性[7]178-179。他在分析北非一些农村本来浑身传统惯习的农民突然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时提出了惯习滞后现象。他认为，行动者所处的场域发生了急剧变化，但由于惯习特有的惯性而出现了滞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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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二者之间既存在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差异，又有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他们在刚进入城市场域时会发生这种惯习滞后现象。农民工的惯习和惯习滞后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研究不可忽略的要点。
　　
　　三、惯习和惯习滞后成为农民工市民化实践的障碍
　　不同文化脉络下成长的人，自然会有相关的行为模式和知识结构，中国的农村和城市既有地域文化的不同，更有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差异。
　　农民工是带着农村惯习进入城市的，这种惯习既是一种性情倾向，也是一种知识和能力。即使性情倾向发生了转变，也可能因为缺乏相当的知识和能力而不能使用某些手段来达到目的，因而只得依靠原来熟悉的方式和手段。
　　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新来者，他们曾经拥有过属于自己的行动构造和意义脉络，有过自己可理解的社会世界。一项关于移民行为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从行为得失的比较，我们发现移动者似乎较易取得都市行为，而不易放弃过去的习惯行为”[8]。这可从经济生活、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等实践领域进行探讨。
　　1.工作只为取得收入而非指向职业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发展能力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等多个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虽然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与城市工人一样，但在就业心态上却和城市工人有许多不同。
　　在众多农民工个案中，农民工因城市工作不稳定而临时性就业的想法很突出，他们基本上没有职业发展计划，甚至不少人有实在不行了就回老家的想法。当被问及今后的工作打算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做点小生意，这种回答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想像，而不是计划。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农民工人与城市工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一份好工作，而是一份好收入。农民出身的工人同世袭的城市工人之间呈现两方面的差异：①对工作本身并无兴趣，工作仅仅是出于对工资的考虑；②蔑视自己的劳动，并不视其为形成其过去及一辈子生活的手段，而是将其当作一种临时获得财富的手段，财富对他而言才是唯一能稳定生活的基础[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