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4)
2016-12-11 01:00
导读：与“走关东”相呼应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除了从东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关外，大
与“走关东”相呼应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除了从东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关外，大多经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几乎成为华北民人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清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对塞外地区实行封禁。康熙以后，随着“招垦令”在全国逐步推广，清政府对口外蒙古的封禁稍为松弛，汉人已大量迁入察哈尔地区。雍正时设置多伦、张家口、独石口三厅，至乾隆年间，仅张家口同知属下即有村落286个，约计6000户，3万人，估计三厅村落总人口在5万左右，且全属移民（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455页。）。乾隆十四年（1749年），华北各省百姓往“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994。）。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紧邻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土多沙漠，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春出秋归，岁以为常”（注：《皇清奏议》卷55。）。承德地区在乾隆以前“本无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达16339户，110171人（注：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内蒙古西北部地区，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陕西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垦种，由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嘉道年间，在天灾饥荒的逼迫之下，华北四省及陕西、甘肃等地饥民，更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蜂拥塞外，觅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对内地人民移向塞外，实际上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光绪后期，完全废除禁令，并设招垦局鼓励移民，河套、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科尔沁等地，均成为华北民人的乐迁之地。归化、包头、海拉尔、满洲里已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边塞城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人口总数即达3525937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6计算。）。民国建立后，在清代原有的基础上曾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华北地区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英文《中国经济月刊》曾介绍说：“中国人向察哈尔的移植，不过在二十年以来才开始，而现在这个特别区，几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耕地连接着耕地，好几百个村落和许多小的自治城镇，已经成长起来。”至建省前，察哈尔、绥远两特区，“统计开放土地，无虑十余万顷。”（注：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三联书店，1957年，662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东人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及“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50。）。其后，直隶、山西及陕北民人亦逐渐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数最多者当为山西人，次则河北、山东、河南人。据载，“光绪末年，蒙地放垦，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至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其临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数亦不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鲁、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宁线包临段经济
调查报告书·社会概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663页。）。自光绪“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华北四省中山东、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惟山西一直没有达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数字，或许大量人口流向内蒙古地区当是其中原因之一。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行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