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华北村镇人口(上)(1)(2)
2017-06-10 01:00
导读：根据“青县村图”所载资料合计，光绪初年全县435村镇，27643户，人口共148229人。这一数目比嘉庆八年(1803)《青县志》所载嘉庆七年(1802)户60062，口259717大
根据“青县村图”所载资料合计，光绪初年全县435村镇，27643户，人口共148229人。这一数目比嘉庆八年(1803)《青县志》所载嘉庆七年(1802)户60062，口259717大不同；70余年间户减少54%，口减少43%。民国《青县志》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青县户56475，口310009；这数目较嘉庆七年户数略减而口数颇有增加，但至民国17年(1928)则又减为户42794，口249192。青县自晚清咸同以来水旱兵灾频仍，人民蒙受灾难至巨，故光绪初年编成的“村图”显示人口较嘉庆年间锐减是可以理解的，而光绪二十一年的猛增却不可思议。县志载，自嘉庆八年旧县志成书后，至道光十九年(1839)因雨水为灾，案卷残毁，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的案卷又被民国2年(1913)张姓知事烧毁。我推测，所记上述光绪二十一年的户口数是可疑的。民国《青县志》记咸丰以后该县的灾害甚详；自咸丰二年(1852)后至光绪二十年间较严重的水旱兵灾几乎连年不断。咸丰三年(1853)兵灾，又河溢114村。咸丰六年(1856)春蝗夏旱，又子牙河决口。同治元年(1862)春亢旱，大疫，又淫雨。同治十年(1871)6月、8月各淫雨8昼夜，全境河决。光绪元年(1875)全县及全省大旱。光绪二年(1876)饥民21547口，三年(1877)饥民23533口，四年(1878)饥民47500口，五年(1879)饥民65625口，九年(1883)饥民77131口，十年(1884)饥民94683口，十一年(1885)饥民91649口，十二年(1886)饥民64794口，十六年(1890)饥民61892口，十七年(1891)饥民40332口，十八年(1892)饥民40332口，该年“河决又大疫，人死无算”。十九年(1893)饥民45265口，二十年尚有10386口。如此环境，光绪二十一年人口数超过嘉庆年16%，是难以置信的。本文判断“青县村图”所示光绪初年的上述人户数目以及其他资料，比较可信。
要说明的是，县志和村图叙述所及都包括县城，而在传统中国的体制里，县治所在都是“城”。“城”的原来意义主要是在它们有“城墙”。康熙年间副都御史励杜讷奏称：“督抚大吏，朝廷畀以百余城吏治……”（注：《清史列传》卷9本传，第3册，第654页。）这里，“城”就是州县的代名词。城墙之内虽有一定的商业区域，但不一定有发达的工商业。即或有些作坊店铺，如光绪末年京师外城兵马司前街有七八家店铺，牛街有三十来家店铺等等，也都是些成衣铺、切面铺、烧饼铺、剃头铺、豆腐房、油盐店、杂货铺、绒线铺之类。（注：《清末北京外城商户调查表》，《历史档案》2001年第3-4期、2002年第1期。）在19世纪，“城”内大部分是耕地，甚至大城如南京城内，80%土地仍是耕地，次等城如定州城内，绝大部分土地也是耕地（注：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of Washington Press,1960,第一章注。）。当时的“城”与“城”中铺户，与现代都市、现代工商业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据《青县村图》，光绪初年的县城，户不过六百，仅有客店十所；如据光绪晚年的《望都县乡土图说》，望都县城只一百数十户，六七百口，虽有四十余铺户，而“杂货、布匹、杂粮、药料、熟食等铺，逢集场一开设，若非有恒业者然也”，都谈不上工商辐辏，但并不影响它们作为“城”的地位。20世纪
人口学家以区别乡村人口与市镇人口为人口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历史含义之不同，似难以此套用于历史人口。因此，为避免与现代城市混淆，本文标题不作“城乡”人口，而作“村镇”人口。
以聚落而有“镇”之称者，所见北方州县资料，似以青县为较多。康熙《青县志》记县境有九镇一店，至修嘉庆志时已同光绪年间一样，县境分为十二镇，各镇所属，少或十余村，多达六十余村。但十二镇中除城关镇、兴济镇、杜林镇、流河镇各有百户以上并有少量客店外，多数镇并无商店，甚至并无市集，人口不过数十户。在青县，“镇”并非工商繁盛之同义语，而且也没有人口多少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