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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1)

2017-06-13 01:04 近十余年以来， 中国 历史 人口 研究 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1]，而且就若干重大 问题 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2]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 社会 经济 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3]。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 自然 引致了学界同仁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即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4]？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20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5]？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证”，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6]。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7]。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 方法 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二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8]。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9]。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强力避孕药”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不孕”的效果，于“不自觉”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断产”和“疏胎绝产”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尝试阶段”，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10]。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避孕”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歪打正着”，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斑蝥”（“螌蝥”）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一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避孕套”，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还精补脑”）、体外射精法，……等等[11]。我相信，在 现代 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一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避孕”办法，而不是“堕胎”、“溺婴”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口述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