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1)(2)
2017-08-13 04:24
导读：这则故事虽未必一定真实，但至少反映出，疫情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在当时是存在的。又如，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在常昭，“忽甚于彼，忽甚于此”[8] 。
这则故事虽未必一定真实，但至少反映出，疫情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在当时是存在的。又如，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在常昭，“忽甚于彼，忽甚于此”[8] 。同治二年（1863年），常熟又大疫，“人死甚众”，但《庚申避难
日记》作者所在地较轻，只是“病者甚多”[9] 。因此，即使是在清代江南这样一个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比较狭小的时空范围内笼统地谈论瘟疫的人口影响可能也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故还是先根据掌握的资料情况以及瘟疫本身的影响力，选择了以下九个时空点，来探析瘟疫对人口的具体影响。
1． 康熙二年（1663年）松江之疫。据叶梦珠记载：
康熙二年癸卯六月至十月终，疫疾遍地，自郡及邑，以达于乡。家至户到，一村数百家，求一家无病者不可得；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者，亦为仅见；就一人则有连病几次，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若病不复发，或病而无害，则各就一方互异耳。此亦吾生之后所仅见者[10] 。
这一记叙与姚廷遴在《历年记》中所述基本一致[11] ，姚之妻子就几度“死去复苏”，而且全家感染，“家无健人”。据姚称，上年八九月份，该地曾“疫痢盛行，十家九病”。当年，“春雨连旬，夏间甚凉，至秋疾病时行，连村合户俱病倒”。具体为何种疾病，并不明确，不过从感染率如此之高这一情况来看，是菌痢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强，而且该病不能产生持久的免疫力，而且菌群与菌群之间无交叉免疫力，容易重复感染和复发[12] 。像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应该就是可能由于急性痢疾 治疗 不彻底而引起的慢性菌痢患者。菌痢虽感染率较高，但预后较好。叶未提到人口死亡情况，而姚一家亦仅其年迈的母亲病故，另外其亲属中还有三人罹难。可见，这一瘟疫，虽然发病率极高，病死率却低，对人口影响也较小。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2．康熙十七年（1678年）华娄之疫。在康熙十七年前后，苏南和浙西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疫情，不过，各地人口死亡情况多未获见有资料提及，惟《阅世编》云：
又华、娄二邑，自六月望后起，至十一月，大疫。吾乡家至户到，病殁者甚多，或一村而丧数十人。予有薄田在泖上，佃户不过六、七家，病殁者男妇凡三人，大概可考知矣[13] 。
六七户人中死三口，若以一般而言的每户五口计，死亡率当为近10%。一般来说，佃户生活总体上处于中下水平，疫病死亡率应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作者所在之乡这次瘟疫是家至户到，估计是全县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故华娄两县的疫死率应远低于这一数字。
3．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松大疫。雍正十一年大疫起因于上年之潮灾，始于三月，盛行于五六月，立秋后渐息[14] 。是清代发生苏南地区一次较为严重的疫情。关于这次疫情的人口损失情况，徐大椿记载说：
雍正十年（当为十一年之误——引者），昆山大疫，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15] 。
当时昆（山）新（阳）两县的人口数约为二三十万[16] ，从这一数字看，死亡人口最高不会超过总人口的4%。另据民国《太仓州志》记载：
（太仓州镇洋县）五月大疫，死者无算。州县令地方每日册死者之数，一日至有百数十口。因虔祷城隍神驱疫，自是递减，至立秋乃已[17] 。
一日百数十口当是瘟疫流行高峰期的数字，一般高峰期的时间不会超过半月到二十天，疫病的盛行期是五六两月，约60天，如果我们设定高峰期每日以150人计，持续期为20天，另外四十天平均死亡人数为高峰人数的三分之一，即50人，则死亡人数约为5000人，与昆山的数千人一致，不过太仓州镇洋县人口较昆山少些，约为十二三万[18] ，人口损失率为4%左右。太仓靠海，是这次风潮和瘟疫的重灾区，因此，整个苏松地区疫死率当在4%以下。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4．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江南大疫。这次大疫流行范围较广，有关人口死亡的记载也较多，比如前引同治《苏州府志》云“死者不可胜计”，苏州的潘亦隽在自订年谱中也言“死者盈路”[19] 。究竟死了多少呢？当时的一部医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