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1)(3)
2017-08-13 04:24
导读：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莩，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20] 。 当时所说的吴中，一般是指长元吴三县，
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莩，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20] 。
当时所说的吴中，一般是指长元吴三县，当时三县的人口约为二百万[21] ，以累万计，说的相当模糊，但总在1—9万之间，若取其中间值5万，则死亡率为2.5%左右，最高不会超过4.5%。另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乾隆丙子，岁饥，继以大疫，其时贫不能殓，死者无归者，在在多有。（陈）志学仿古人掩骼埋胔之意，率先倡设会局，……一时枯骨收埋不下二千余口。”[22] 一般来说，瘟疫死者以贫者居多，但对施棺涉及面显然不能估计过高，假设实际收埋的枯骨只有无人或无力归葬尸骨的一半，而全社会有三分之一的尸骨无人或无力归葬，那么当时丹徒县的死亡人口为12000人，而丹徒人口约为四五十万[23] ，则死亡率在2—3%之间。如此看来，这次大疫在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人口损失率最多也不会超过5%。
6．嘉道之际江南大疫。这次大疫是凶猛的真霍乱首次光顾江南，也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和破坏最大的一次瘟疫[24] 。 文献 中常常出现“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日尽殁者”[25] 之类的记载。但到底有多少人口死亡，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据郑光祖称，常（熟）昭（文）城里在元年六月中下旬，“南门坛上一日而死数十人”，不过，总体上，“死者实不及十之一，病者则多”[26] 。也就是说不到10%。而在宝山罗店，“六月氛侵入里，日渐炽，里中死者一日多至二十七人，而四乡不计也。……八月始退舍。”[27] 由于感染霍乱后所获得的免疫力能持续数月，故同一年中，很少会多次感染，而且霍乱的病死率又较高[28] ，所以虽然各地就总个地区来说，瘟疫持续时间往往达三四个月之久，但对某个小地方来说，疫情猛烈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比如，常昭的“城内外莫甚于六月中下旬”，而郑光祖所在的“张墅自五月十七八日至六月初疫颇重”[29] 。罗店日死27人，应是最高数字，假设该地高峰期的日死人数平均20人，那半个月为300人，再加零星死亡人数，估计100人当为合理数字，则总共400人，罗店镇上人口估计为5000人[30] ，则死亡率为8%。与常熟的情况接近。又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夏秋间，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31] 。镇海当时人口约三十余万[32] ，就以九千人计，则死亡率最高也不到3%。镇海在这次瘟疫中，两度波及[33] ，第二次的死亡率应低于第一次，故总共不会超过4%。另外，在元和的周庄，“镇中死者日数人”[34] 。周庄人数与罗店相仿，死亡率显然就应该低一些。由此我们可以大概明了，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当在5%以下。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7．咸同之际江南大疫。曹树基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占70%。”[35] 据曹本人的分析，战争期间，江南人口损失率为57%[36] ，霍乱的疫死率至少为四成。当时江南人口就以比较确定的嘉庆二十五的数字38,100,000计[37] ，死于霍乱的人数就在1,500万以上，这实在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字。这次大疫发生的瘟疫并不止真霍乱一种，真霍乱外，至少还包括疟疾、菌痢、类霍乱和天花等[38]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当时真的疫死那么多人口，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真霍乱。对于战争期间江南的人口损失，曹的估计可能不算过分。那是不是疫病而死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真的有那么大？笔者结论是否定的。首先，这场大疫共波及江南78个州县中的44个，占总数的56%，考虑到可能存在记载缺失的情况，波及区域当在六七成之间。这样一来，疫灾区的实际疫死率会更高，达五成以上。然而真霍乱即使不加任何救治，病死率也不过50%以上[39] 。故要达到这样高的疫死率，就必须是当时没有任何治疗，在疫区，人人染疫，而且还是真霍乱，这显然不符合史事。其次，一般来说，某种疫病对一个地区危害程度会随着该疾病对这一地区光顾次数的增加而减弱。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真霍乱首次肆虐江南时，疫区的死亡率最多也不过10%，这次对大多数地区来说，至少已是第二或第三次大流行，即使考虑到战争因素，但危害程度会超过第一次时的5倍以上，不太可能也不大。何况除霍乱以外的其他疫病，病死率都相对较低。再次，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时人并没有把瘟疫作为当时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