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1)(2)
2017-08-13 06:39
导读：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
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战结束， 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浩劫与沧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大的战争历历在目，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大大加剧了战争中的杀伤率，若按人们以往的逻辑推断，100年后的20世纪50 年代左右，中国人口应锐减至3亿、2亿甚至更少。幸亏近代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为我们保存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内务部的统计，1912年的中国人口为4.058亿，排除统计数字中的隐漏、 不实因素， 可以说， 从1851年至191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至少没有减少；从1912年至1949年，战争的频率、波及面及武器装备的 现代 化程度均大大增强，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这期间大小战争不断，如护国战争、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战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战争直接造成的伤亡就相当大，如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人员伤亡至少有2000万；从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解放军方面死伤131万，失踪19万，平民的损失尚无统计。至于战争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灾害是扼杀人口的另一张巨手，这期间 自然 灾害的杀伤亦不容忽视，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1932年的华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的 经济 损失达12.89亿元， 受灾人口有253万户；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万亩农田被淹，1400 万人无家可归，湖北汉川县29万人中有22万人死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8—259页。）。但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37年，中国人口依然在顽强增长，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甚至直冲5.4亿人的新高峰（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 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资料选刊》。1953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5.826亿。）！把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人类抗灾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的一种进步”（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是不够全面的。 试想如果历史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会作怎样的猜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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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回头审视明清鼎革，对其间人口的损耗自当作更谨慎的估计。在人口行为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对明末人口估计数字较高，而对清初人口估计或推算突降，且时间跨度为50—100年， 这是以短时段现象推测中时段的结果，因而是不恰当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亿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础上即使没有增长，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计，1700年左右的人口总量至少在1.5亿左右（同何炳棣说），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基数。
二、清代中期人口（1741—185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项赋税政策的出台，为清朝人口统计标准的变化埋下伏笔。经过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的摸索、实践，至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出现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对全体人员进行统计的人口数字： 会计 “各省通共大小男妇14341万1559名口”。不过，由于人丁编审仍然未废， “丁口”与“人口”单位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并用，直到丁赋丁额久定，“丁口”统计全失意义后，乾隆三十七年才正式停止“编审”，户口统计完全成为人口统计。
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认为乾隆朝人口发展速度快于康、雍两朝，因此所谓的“人口爆炸”、“人口奇迹”等称呼，又主要是指乾隆年间人口“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本世纪40年代，罗尔纲先生就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人口数计算出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1741—1794）的5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485％， 自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794—1850）的56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0.566％（注：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
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8卷第1期。）。全汉昇、王业键先生以此为据将清代人口分为4个时期：恢复时期（17世纪下半叶）； 迅速增长时期（18世纪初叶至末叶）；增长缓和时期（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和停滞时期（19世纪50年代至1911年清亡），并寻找了一些相应资料进行证明（注：全汉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32本。）。周源和将乾隆朝分为三个时间段，计算出60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左右（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周祚绍则根据对官方数字的直观印象 总结 说：“简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趋势大体以乾隆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约90年，由战乱到安定，……人口的上升呈现出渐进的趋势。后一阶段则是全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并断言，“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确是事实”（注：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 期。）。可见，虽然具体计算和考察角度略有不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却不少：均是依据官方数据进行各个时期的比较，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并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说明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