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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农民思想探微(1)(2)

2017-08-13 06:46
导读:二、农民群众具有丰富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认为,农民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具有想象不到的创始精神。他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

  
  二、农民群众具有丰富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认为,农民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具有想象不到的创始精神。他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他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5]对于农村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多次强调说明这是农民自己创造发明的,“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6]“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7]事实确实如此,回顾二十几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正是在实践中,在农民群众的创造中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
  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既然农民群众是创造的主体,那么就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民的意见办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去干预农民,对农民指手画脚,更不能充当农民的“救世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明确说明:“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8]“在解决问题时,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9]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农村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农民冲破政府的羁绊,自发行动起来搞包产到户,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提出尊重农民群众的选择,“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这样一种态度,……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0]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再次申明:“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11]邓小平关于农民群众具有首创精神的思想,坚持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为新时期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就会发展顺利;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停滞甚至萎缩。邓小平始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如何才能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认为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有希望,“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2]“目前,要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潜力。”[13]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归功于农民的积极性,他说:“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4]在提及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时,邓小平认为就是“首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 [15] 。他尖锐地指出:“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6]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邓小平认为,一是要放开农民手脚,充分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二是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重视农民物质利益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奉献,就是牺牲精神,因而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其结果,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更多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7]针对以往分配制度中平均主义的弊端,他多次强调指出要打破“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8]“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19]“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20]他特别提出在西北、西南和其它一些群众生活很困难的地区,国家应从物质上给予有力支持。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哪些措施能给农民带来实惠,哪些措施就能激发农民的热情;谁能给农民带来物质利益,帮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相信谁、拥护谁。可以说,物质利益从根本上决定农民是否有积极性和积极性的高低,也决定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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