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

人口规模长期以来1直居世界之首。清代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又有了进1步的膨胀。这便使许多学者地从中国这1最明显的国情特征开始去试图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种种与困境。本文将概述新的中国人口成果，并纠正最近学术讨论中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成见与误解。

1、“大分流”与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特征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世界的形成》1书中，通过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系统比较，得出了欧洲和中国在经济过程中的大分岔，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的结论，并对长期以来以欧洲为视角中心的欧洲兴起的传统解释加以纠正。①彭慕兰认为，我们应该从1个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谓的欧洲奇迹。这个新的框架要求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这些新的解释因素主要包括在与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燃料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转变，欧洲在新大陆的扩张并由其所带来的土地与能源的优势，以及海外奴隶贸易为西欧所带来的资源与市场。

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3个原因。1是只有通过说明中国人口比西欧在同时期内增长得更快，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变化过程是“内卷”，而西方的过程是“发展。”2是人口的期望寿命本身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1。3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调节被认为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彭慕兰在他的书中引证，西欧国家的人口体系尽管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导致更高的期望寿命，也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控制人口的机制。

中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也1直是最高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查看那些提出“内卷”解释的学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长数据时，所发现的是1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智所研究的中国江南地区，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数据，在1393—1816的约400年间，人口从465．4万上升至1 214．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这个在中国最富裕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同时期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②布伦纳与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长的比较数字是：英国人口由1600年的411万增加到1800年的866万，到1850年的1 674万。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73‰和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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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Kenneth Pomeranz．2000．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黄的数据请见Huang 1990，第341—342页，表B．1。这1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 214．2万减少到998．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个长江3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 000万，3 233万与3 600万。①这些人口变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和2．15‰，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3与1／6。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3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1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这1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对欧洲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③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1。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 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这1史误，黄在1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④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1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⑤

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⑥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分析时，我们报告了人口期望寿命在1774—1873年之间曾有大幅度的波动。⑦男性人口在虚岁1岁，约相当于周岁6个月时的期望寿命，在这段时间内曾波动于31—45岁之间，而女性期望寿命则在25—35岁之间变化。⑧正如其他曾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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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2002, p. 620, Table 2。

    ②  马尔萨斯本人注意到了有关中国灾荒的频繁报告，但同时也认识到：“在中国，所有报告表明即使是最严重的灾荒的痕迹也很快消逝掉了。”Malthus，1798／1992，p．49．

     ③  Jean Meuvret. 1946. "Les crises de subsistence et la démographie de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Crises of subsistence and demography of Ancien Régime France). Population 1 : 643—50.

    ④  曹树基，2001．第455—689页；黄宗智，2003，第171页(见曹树基，2001；何汉伟，1980，《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Lillian M．Li．1982．“Food，famine，and the Chinese stat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4)：687—707)．

    ⑤  曹树基、陈意新，2002，第44页；黄宗智，2003，第171页。

    ⑥  见 Cameron Campbell (康文林) and James Lee, 1996. "A death in the famil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mortality in rural Liaoning, life-event and time-series analysis, 1792—1867." History of the Family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 (3) : 297—328 ; Canaeron Campbell and James Lee, 2000. "Price fluctuations, family structure, and mortality in two rural Chinese populations: household responses to economic stress in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Liaoning."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From Hunger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Tommy Bengtssen and Osamu Sai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7.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Cameron Campbell, and Wang Feng, 1993. "The last emperor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graphy of the Qing ( 1644—1911 ) imperial lineage." In New and Old Method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ited by Roger Schofield and David Re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4,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 " Population Studies 48(3) : 1—17.

     ⑦  Lee and Campbell 1997, 第79页。

⑧  鉴于人口户口册是在春节1过后即重新整理，报为1岁新生儿的实际年龄不会大于几周或几个月。

所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①我们在《人类的4分之1》中对这些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①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③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1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1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

因此，我们在《人类的4分之1》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④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区的历史人口。⑤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果。唯1的例外是那些未能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⑥黄宗智在对彭慕兰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1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1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⑦

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⑧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进1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⑨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10分有限的。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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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Zhao Zhong wei. 1997b. "Long-term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 " Population Studies 51(2) :117—28.

    ②  见Lee and Wang，1997，第36,43、45、174、195页。

    ③  彭慕兰也提到19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内战和其他灾害本身也无以证明是由上个世纪的人口过多所造成的。

    ④  同时，尽管我们本人在书中没有象黄(2003，第168页)所指那样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期望寿命加以比较，但是雷伟力和王国斌(1998)和彭慕兰(2000)对此所做的比较颇具道理。对微观历史资料分析所得出的中国与欧洲18世纪的人口期望寿命大致上是有可比性的。

    ⑤  见Lee and Wang，1997，第54—55页。

    ⑥  如我们没有包括刘翠溶的计算结果。刘的数据无法被用来计算105岁以下男性人口的期望寿命。刘翠溶，1992，《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经济变迁》上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Liu Ts’ui-jung．1995a．“Demographic constraint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neages, ca. 1200—1900. " 1995b.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south China lineag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⑦  黄宗智，2003，第168页。我们对黄所使用的数字有如下疑问。首先，他所用的仅是我们提供的30个不同数字中的1个(Lee and Wang 1999，54—55)。其次，他所选的是1个有溺女婴行为的人口，这意味着这个人口在出生时的期望寿命无法代表1个“不受干涉／自然的”人口死亡体系。他的假设是，除了正常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之外，还有25％的女婴在1岁前死于溺婴。鉴于历史上影响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的因素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黄的这种比较值得疑问。

    ⑧  Lee and Campbell 1997, 42.

    ⑨  Campbell and Lee, 2000.

除对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①

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我们许多的研究成果与这1结论是1致的。②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1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③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1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但他们溺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④

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数据与进1步的分析。除了个别如清代皇族人口外，⑤现有的历史人口资料对溺女婴都没有系统直接的记录。尽管通过各种史料和我们自己的间接估计我们知道溺婴在不同时间、地点与社会阶层中都曾有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记录历史上溺女婴现象的广泛程度与变化。同时，尽管已有研究从方法论上表明长时间高水平的溺女婴会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影响，⑥历史上溺婴现象如何变化以至如何以此来解释中国人口规模的波动也还有待于进1步的研究。

对于同样的所观察到的事实，依据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解释。对中国历史上溺婴现象的理解便是这样1个例子。依据传统的类似马尔萨斯观点的解释是，溺婴由贫困所致，正是说明死亡的力量或“现实抑制”对中国人口过程的驱动作用。而当我们对溺婴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考虑，特别是将这种行为与其他人口行为放在1起，作为1个人口行为体系而综合考虑时，我们对溺婴的理解是中国家庭依其对自身人口数目与性别构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积极的、人为的控制手段之1。正因为此，我们使用了“产后堕胎”这1概念。溺婴尽管更残酷同时对家庭的各种损耗更大，作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1，它与现代的堕胎并无本质差别。⑦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的女婴短缺的现象及原因，既说明了中国家庭主动调控人口这1行为的延续性，也说明了溺婴和堕胎这两种手段的共通性。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们对溺婴这1中国人口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如黄宗智与曹树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我们在计算死亡率或生育率时将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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