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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

2017-09-10 04:34 毕业

内容提要：本文以210世纪3410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变动的关系角度切入，从1个侧面讨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社会实态。笔者以为，灾害直接造成农民外流、田地荒芜、地价暴跌和农业生产恢复能力欠缺等严重的经济后果，也是华北农村社会贫困性文化的重要成因之1。这种贫困性文化的特征与灾害的频繁反复，又是导致华北农村世俗文化衰落、传统伦理观念势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日盛等问题的重要成因。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在灾害防治、救济等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是灾害频繁的重要人为因素，它直接导致了华北区域农民饱受灾难以至于民怨沸腾，悄悄地引发了农村政治取向的转移。

引    言

随意浏览1些民国时期的中文报刊，都会发现大量有关各地灾害情况的报道、写实、通讯、评论、日记和照片，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据统计，从民国建立至1937年7月，中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77次，威胁最大的水灾24次、旱灾14次、蝗灾9次 ；据竺可桢统计，中国各地的灾害呈明显的增加之势 。如果考虑民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乱及部分地区长期难以解决的匪祸，就可以想见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存环境及质量是何等恶劣。
就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而言，“无年不灾、无灾不荒”已是公认事实，进入民国之后，大大小小的灾害接锺而至，如1928年的华北大旱，造成数以百万计的难民。3410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发生更加频繁，1931年水灾、1933年旱灾、1934年水、旱灾、1935年水灾、1938年水灾、1939年水灾、1942年水、旱、蝗、风、雹灾、1942－1943年的持续大旱灾、1945年底至1946年初的旱灾等，均为影响较大、为害甚烈的灾害。20年中，华北地区几乎是3年1大灾、1年几小灾，这块贫瘠而广阔的土地，与灾害结下了不解之缘。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华北区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就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地纵横杀伐，1920年7月的第1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直皖战争和第2次直奉战争、1926年4月后直奉为控制北京的战争，都严重地影响到华北诸省城乡的民众生活。1928年5月后，又有国民党军的北伐。进入30年代，华北区域更是战火连绵，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30年代初日军对华北区域的渗透、1937年后日军对华北区域各地长达8年的经济扩大掠夺与控制、1946年后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内战，都1再打断了华北区域正常的生产与生活节奏。
显然，3410年代的灾害，具有持续时间长、种类多样化、天灾人祸复合出现、后果特别严重等典型性特征。选择这1时期的灾害为样本，对华北区域内灾害与农村社会互动的关系进行典型性考察，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靠天吃饭的华北农村社会，被笼罩在天灾人祸的巨大阴影中。灾害直接造成了农民外流、田地荒芜、地价暴跌和农业生产恢复能力基本丧失等严重的经济后果，国民政府的防灾无力、救灾无能，使灾情进1步加重。所有这1切，是导致华北农村社会整体性贫困的重要根源，也是华北农村社会贫困性文化的重要成因之1。这种贫困性文化的特征与灾害的频繁反复，成为华北农村世俗文化衰落、传统伦理观念势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日盛等问题的重要成因。在战争年代，尽管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但在救灾问题上，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府、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华北日伪政权具有截然不同的理念，这1对比逐渐成为左右华北农村社会政治取向的重要原因之1。
本文使用的“灾害”概念的内涵，不仅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较大规模的兵灾匪乱。由于本文是从灾害与区域社会间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华北农村社会的，所以仅考察自然灾害的成因、后果，可能会以偏盖全，而把天灾人祸放在同1地位进行分析，才能全面认识社会变动的真相，因为在引起社会动荡、导致民众生活痛苦、形成区域性危害上，天灾与人祸在本质上是1样的。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华北区域”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本文不把华北区域视为1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视为1个传统的地理概念，以山西、山东、河北3省全境及河南省北部地区为中心区域，包括内蒙古、绥远、察哈尔、热河等省辖区，以中心区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1、灾害与农业经济恶化

　　灾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危及了农民的衣食住行和生命安全。其表现可以归为如下几个方面。
　　人口外流  灾害尤其是水灾、蝗灾的暴发和旱灾的持久，往往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农难以抵御的。急剧恶化的生活条件，迫使以眷恋土地著称的华北农民背井离乡，以谋生存。
华北农民的离村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惊。进入30年代，农民离乡外流的势头更为猛烈。1935年至1936年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华北4省（晋、冀、鲁、豫）1些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民离村出走的主要原因“以水、旱、匪等各种灾患及因贫困而生计困难者为特多”，4省农民离村原因依次为天灾、兵患匪祸及其他灾患（4省平均38.1％，河南省高达55.8％）、贫困（4省平均21.4％，山东省最高为31.8％）、耕地过少（4省平均6.83％，山西省最高为11.4％）、人口过密（4省平均4.98％，河北省最高为6.2％）、捐税太重（4省平均3.8％，山西省最高为8.9％）、农村经济破产（4省平均3.35％，河北省最高为5.9％）、金融困敝（4省平均2.45％，河北省最高为5.8％）等 。这个调查的结果，在3410年代的华北农村具有1定的代表性。每次灾害过后，不但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因生活无法维持而离村出走，就是农村中较为富足的阶层――地主、富农，出走者也不在少数（参见下表）。

　　          华北4省农民离村阶层比例表（1936年）    单位：百分比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阶  层
  省  份   地  主   自耕农   佃  农   其  它
    山  西     15.0     30.2     38.0     16.8
    河  北     19.8     38.3     27.2     14.7
    山  东     15.6     40.4     29.3     14.7
    河  南     26.0     28.4     30.3     14.8
    资料来源：《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南京：《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
    
    由此可见，由于灾害和其它缘故，农村经济的恶化实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闯关东”可说是灾害导致农民大量离村的典型事例。

30－40年代华北农民“闯关东”数量统计表     单位：万人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65.3   41.7   37．2   56．9   62．3   44．1   35．97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32．3   49．2   98．6   131．9   91．8   100．4     93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总  计
    60     40     38     35     25     24  1162．67
资料来源：何廉：《东3省之内地移民》，天津：《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田方、陈1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民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336页。

在“闯关东”比例较高的山东省，1921年，山东省沾化县农民离村率较低，约占总数的8.7％，而1931年的调查表明，离村率最低的夏津县和恩县，约为总数的10％，最高者为南部的费县、莒县，竟高达60％左右。农村离村率“在急激地增加” 。1940年，由东临朐县有38万人，到1942年只余下8万人。除被日伪、土匪残杀和冻饿而死的11．9万人、典妻卖女的1．4万人和省内逃荒的4万人以外，逃荒东北的竟达12．8万人。逃荒者80％是全家出走，20％只留1两个人看守家产。1942年至1943年间，蓬莱县渡海去东北的难民达12．1万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35％，其原因也是连年大旱和战乱。河北省定县是平民教育会进行“复兴农村”试验的模范县，但其离村率从20年代到30年代呈现迅速上升的势头，1934年竟是1924年的10倍 。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遍燃的战火使华北区域诸省的人口流动更加无序，规模也日益庞大。据日本《满铁调查月报》统计，1938年华北诸省的1些乡镇逃亡人口占总数的50％左右。有学者以为，沦陷区人口的20％可以做为难民的总估数，依此推算，华北区域的流民人数当在2400万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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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华北区域诸省移民的另1个较大流向是邻近的西北地区，察哈尔省的不少地区，都是由华北各省的移民开发出来的。至30年代后，“走西口”的移民以山西省为最多，其次为河北、山东、河南诸省。
据专家研究，造成1938年至1944年间山东省移民高峰的直接原因，就是灾害和战乱 。由于灾害频仍，华北大地上常常可见逃荒的人流。“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扯，或妇拉夫推，也有6710岁老夫老妻喘喘的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 。这幅凄楚的逃荒图，在这1时期华北区域时常出现，颇具代表意义，它留下的悲凉中也潜伏着华北区域农村社会变动的胚芽。
良田荒芜  灾害发生后，难以生存的大批农业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的出走，导致良田大批抛荒，无人耕种管理，加之种子、牲畜的丧失，从而导致华北区域各省荒地数量的急剧增加（参见下表）。

华北4省荒地比例及可垦荒地比例表（1933年）单位：百分比

 报告县数 荒地占土地
总数的比例 可耕荒地占荒地的比例
 山  西   138   13.8    27.7
 河  北   410   12.0    26.2
 山  东   182   16.9    36.9
 河  南   138   11.5    26.3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
    
    从上表可见，华北各省1933年的荒地数量均占土地总面积10％以上，而可垦荒地数量又占荒地总面积26％以上。荒地的增加，“考其原因，……河南、山东2省，水旱、兵匪，灾患迭起，盖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群相抛弃田亩，另寻生计；黄河水灾，屡次为患，往往水退沙积，田地即成荒废” 。这1时期内，黄河屡次溃决，造成千里黄泛区，土地被大量抛荒、盐碱化，难以耕种，“1过徐州向西，触目千里的都是不毛之地” 。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8年中日战争中，“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4省耕地面积为393，121，897亩，大部沦陷或作战场，减少耕地在1万万亩以上” 。
　　在严重的灾害面前，广大农民既无能力应付灾害，更无力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这1时期华北地区将近占总数1/10的土地被废弃荒芜着。其直接原因就是灾害的肆虐、劳动力的不足和农具、种子、牲畜的匮乏。
　　田价下跌  由于灾害和战乱不断，从事农业生产朝不保夕。荒地的骤增和军事摊派的盘剥，使农民无力经营田地，只好将土地租借或售出。这1时期“在华北农村中之最触目的现象，便是地权的迅速移转”及地价的下跌 。地价下跌从30年代初就显露出不可遏制的势头。
　　河北省的部分资料可以作为地价下跌的佐证。1934年，玉田县的地价尽管跌到了每亩8元仍少人问津。束鹿、宁晋、赵县、曲阳等地30年代初每亩地可售价100元，到1934年降低1半甚至低至30元。农民竞抛田产，引起了河北省部分地区农田价格急剧下跌（见下表）：

                河北各省1932－1934年地价变动比较表

 1932年每亩田地普通价格 1934年每亩田地普通价格     跌  价％

    赵  县       100       45       55
    大  名       70       30       57
    定  县       120       50       58
    行  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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