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紧密结合诗经原著及我国古代的 历史 情况，(4)

在原始社会实行的群婚这种婚姻形式之下，“整个一群男性与整个一群女性互为所有”，“在此种状态之下，男子们过着多妻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同时也过着多夫的生活”，“每个女性属于每个男性，同样每个男性也属于每个女性”在这种婚制状态下，是既“很少有嫉妒的余地”，又无所谓遗弃之谈的。

八 是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做到勤政为民、廉政服务，还要不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要不要提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这是每个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待人际关系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党历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己任。无论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为每个共产党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际关系确定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党员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经不起考验，把发展经济错误地理解为“一切向钱看”，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私”字当头，“拜金主义”作怪，一切为了自我，把方便和利益留给自己，因难推给别人；有的讲吃讲喝，摆阔气，讲排场，甚至为了个人享受不惜牺牲国家和集体利益。党若不管党，国将不国。人际关系对党建设的影响决不可低估的。

综上所述，人际关系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形成了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殊矛盾。因此，正确对待和进一步改善人际关系，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建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新格局，充分利用人际关系的特殊优势来为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解放思想，加快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对偶家庭阶段，“婚姻的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男女成婚后，“依夫妇任何一方的志愿，婚姻可以解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间……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舆论；在夫妇反目时，双方的同族，便出面调解，只有在调解不成功时，才实行离婚……以后双方都有权重新结婚。”可见这一时期夫妇的结合还是不牢固的，因而婚约的解除也是比较容易的。但这时已出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舆论”已逐渐形成。

“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男子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荣誉地位，降为贱役，变成了男子淫欲的奴婢，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尤其是在家长制的家庭形式下，“妻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他行使他的权力罢了。”这一阶段妇女在家庭中已失去了应有的地位，甚至包括最基本的生存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抛弃一个女子恐怕是很随便的事情了。

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它“与对偶家庭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更来得坚固持久，此种关系已不能由某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男子可以解除婚约，离弃他的妻子。，破坏贞操的权力，在男子方面，这时至少尚为习惯所保证（……）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力也行得愈益广泛；如果妻记起了古时的性的实践而想恢复它时，那末她就要受到比以前更严酷的惩罚。”这一时期的婚姻关系虽较前变得坚固持久，但男子遗弃妻子还仍然是一个通例。

以上便是古代婚史的一个简况，从这个简况看，夫妻关系虽然愈来愈变得巩固些，但遗弃妻子始终是男性的权力，一旦有些因素对男子有所触发，他便会行使他的权力，而不幸便自然地落到了女性的身上。而我国古代之所以出现大量弃妇，恐怕也正是这种历史遗迹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对历史遗产的继承。

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国古代弃妇的大量表现，又有着那时社会的诸般因素。

因素之一便是“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结婚者的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那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妻的情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结婚的基础，而是结婚的附加物。”这一因素是指古代的婚姻尤其是官方社会的婚姻，男女双方缺乏基础，他们的结合只是在父母的权力下凑合在一块的，是父母权力的撮合物；他们的结合，不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而是父母意志的体现。这种状况，就必然会导致男女双方轻易地离弃。

因素之二便是，一夫一妻制“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与个人性爱决无共同之处，因为婚姻依然还是象以前一样权衡利害的。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人所有制对原始的天然长成的共同所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头一个家庭形式。”这一因素说明一夫一妻制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它又是权衡利害的结果。一旦经济条件发生变化，人们权衡利害的标准就要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要求也必然会随之相应的变化，在这一变化面前，女方的情况一旦不能相适应，便有被遗弃的可能。

因素之三便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受男性完全支配的年青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其开始之日起，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为只是对妇女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对男子的。即到了今日，它还保存着这样的特性。”再者，“群婚所传给文明的遗产是二重的……，即一方面是一夫一妻制　，他方面则是杂婚制……杂婚制与任何其它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保证了旧的性的自由的继续存在，以利于男性。”这就说明一夫一妻制地实行，并没有限制住男子的不贞，男性这种婚制上的不道德，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先天性的。男子的这种无限的生理欲望是破坏古代社会婚姻道德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大量妇女被遗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诗经》中的弃妇之所以被弃，不正是由于这样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       关于青年婚姻的不自由

反映青年婚姻不由已的诗篇在《诗经》中还是不少的。如《鄘风·柏舟》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已有所爱，可是却得不到母亲的允许，诗中“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便是她爱坚情贞的自我呼唤；“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便是她对阻碍婚姻自由者们的控诉。《王风·大车》则写一女子欲私奔去会晤她的情人，因怕大夫的出巡而不敢行动，故而发出了“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白敫日！”的坚贞誓言。《郑风·将仲子》则写了一个女子因畏“父母之言”“诸史之言 ”“人之多言”，怕被别人斥为“淫奔者”，而不敢让他的情人前来相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父母之权，兄长之权及众人的习惯势力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婚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