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1)(2)
2013-09-14 01:13
导读：在具体实施层面，国民党更加强调统一意志，并加强了对中共宣传工作的控制。大会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强调“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
在具体实施层面，国民党更加强调统一意志，并加强了对中共宣传工作的控制。大会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强调“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大会并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1939年3月制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提出“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对国民党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目的，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对付共产党的”（注：《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1939年6月出台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承接这一思想，大大加强了思想与舆论的统一和对中共宣传工作的控制。它要求“党内党外均应一致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在此之外，“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荒谬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为对中共在印刷、宣传方面严加控制，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共党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前述种种宣传品之书店，违者即行封闭，至于共党言论，在可能范围内准其发表于党外围刊物”。宣传方面的最高权威则是蒋介石，“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蒋介石以最终仲裁角色的出现，显见此事的重要和管理的力度。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国民党还加强了与中共对下层民众的争取工作。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就提出了要做好对下层民众的工作，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表明，中共在下层民众工作中的成功，早已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开始与之争夺，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认为：要“网罗中间人才”，“对于民间武装，更应加强争取，如帮会之运用，旧民间武装组织之吸引等，似亦应有专门人员以负责筹划推行。即如现在之冀鲁交界处共党势力尚弱，正宜在此等处所推行此项政策”（注：《军委会办公厅为张允荣所拟对于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对策致军令部电》（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工作开展，决定“就人力、财力予以补助”（注：《中国国民党社会部对中共八月二日延安党员大会决议案筹划对策函稿》（1938年10月28日）。），甚至有的县特拨专项工作经费。在开展民运工作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有人主张“总以防止共产势力扩张为主，似此似可以避免与共党发生磨擦”，而陈立夫在1938年12月5日密电中认为“对党外自须取联络上层友谊，建立下层基础之方针于工作决不可稍事退让”（注：《陈立夫密电》（1938年12月5日）。）。此时，国民党的方针是“似不能坚持党的排他原则”，尽量在不与中共发生摩擦的情况下与中共全力夺取民众。
如果说上面还只是部分范围的行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则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与中共的下层民众争取工作。该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全部工作者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农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乃应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之主要对象。于乡村社会中深植本党之势力，并于工作进程中吸收其忠实勇敢者为党员，以健立本党的农村干部。”（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1月28日，大会通过“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该案要全国人民举行“国民抗敌宣誓”，誓词中有“我等各本良心，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的内容，宣誓人“并代表全家宣誓遵守抗敌公约”，“如有违背，甘受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民众的裁判”，这其实是宣誓对蒋介石的效忠。为保证对全民的控制，达到每人必须宣誓的目的，在宣誓实行公约办法中规定“如不参加者，处以一元之罚金，仍须勒令补行宣誓。”（注：《拟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1939年1月28日）。）由一人而至全家，由各家而至全国。随后出台的《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实行在县级政府组织之下，通过保甲组织来防止中共势力的渗透并进行对民众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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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加强自身对民众的争取工作之外，还严格控制中共的下层活动。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和蒋介石的意旨，国民党中执会1939年4月以绝密文件形式向国民党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明令限制共产党的第一个具体的纲领性文件。而此时国民党的方针已是“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足，亦应无所避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无论战区与非战区，组织武装队伍均应“事前呈准有案”，不准宣传阶级斗争，“无论任何社团应先办理立案手续后，方准活动”，“已准立案之各种灰色社团体，地方党政机关应重新切实办理登记，严格考核其活动，并指派本党忠实积极之同志经常参加指导，不听者，得依法限制其活动。”（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颁布后，国内政治局势顿时恶化起来，对此，毛泽东认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如果要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8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了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努力。国民党首先否认中共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组织的合法性，授意各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继而提出将陕北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第一、三两个行政区之专员、保安司令及各县县长，由本党遴选忠实精干有斗争经验之同志担任，第二行政区，则准由中共保荐，由省任命”。如果此法行不通，第二方案在边区目前所据之区域，成立陕北行政委员会，但须直属于陕西省政府管辖，“其人选得由共党提出名单之一部分，向陕西省政府推荐，经核准后任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国民党加强了军委会对中共军队的控制。为防止中共扩充势力，不许其自由招募兵员，军队“由军委会派员点编，经点编后，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组织游击队或其他武力，其后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只有驻地，并无防区”，由军委会确定中共军队的作战区域，限定活动范围，“嗣后只准在指定区域内执行任务，非得军委会命令不得越出范围”。游击部队可划定游击区域，“但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区，犹不得越出其活动范围”，中共对游击部队的独立指挥权也被剥夺，“八路军与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不仅如此，共产党军队政训工作，必须照军委会政治部所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实行，政工人员编制与人事悉依政治部命令。军委会并指定联络员监视中共军队活动。尤其是为达到隔离中共军队，使其无从接触民众，要求其“不得与地方发生关系，并不得作民众运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五中全会及其后国民党的政策表明，国民党虽未决心消灭中共，但已全力削弱中共。它是国民党对共敌视心态下的自然反应，如果说五中全会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只是在部分范围内，以零敲碎打、不系统的方式进行，五中全会后则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并已成为国民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如何认识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的变化
为何五届五中全会会成为国共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两党关系又发生了哪些转变？在国共关系史中，五届五中全会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不仅为了讨好美国主子，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公布从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对华处理的总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攻略。”（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在看到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发展，但不应忽视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事实。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9页。）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五中全会是一次蒋介石开始进行统一和建设全国的会议，这在五中全会的提案和决议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五中全会收到提案35件，通过决议案16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多项内容，并且这些都不仅是全国的而且是长期的规划。蒋介石在五中全会的宣言里将五中全会的意义表述得很明显，他认为抗战局势已由前期而转入后期，“前期抗战之主旨，在于消耗敌人力量”，“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一切抗战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举抗战大旗下，蒋介石要“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换句话说，在“适举行于抗战后期之今日”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要进行的是统一的努力。
很明显的一点是，解决中共问题被融入五中全会之中了，对全国力量的统一自然包括对中共的控制，但显然出于前述对中共的忧虑，国民党对中共问题非常重视。
会议期间，李宗黄等13委员提案中认为，中共“造成党国莫大隐忧”，要“作一次大清扫”，可谓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统一的思想意志、强大的凝聚力，背后还有苏联的支持。并且，中共坚持独立，不如其他军阀易于收服和控制。如果说，蒋介石集团要借机号令全国，其最大的忧虑还是中共。如何对付中共单独成为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重点就是针对中共而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溶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仅在1939年内，蒋介石集团就制定了十余项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如果说在五中全会后，国共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除了五中全会后国民党进行全面、系统的防共限共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国共间的军事磨擦上。如前所述，五中全会前两党间并没有大的军事上的磨擦，而在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已不惜运用武力，军事上的摩擦日益严重。五中全会后，国共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事件。1939年4月，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400余人；在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400多人；6月12日，国民党要取消中共西安重庆办事处以外的各地办事处而制造了平江惨案；9月，程汝怀部围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十队后方机关杀500余人；企图取消中共在河南确山的办事机构，制造了确山惨案等。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以约30万人的兵力，绵延千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12月在空军的配合下，袭占了边区5座县城。
在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五中全会的部分防共反共内容在此之前就已形成。1938年11月29日国民党军委会开谈话会讨论的4个问题中有两个就与中共有关，其一为冀察战区苏鲁战区等人选，一为八路军游击区域问题（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1939年1月8日召开的行营防空会议，内容为“取消晋冀察边区行政组织”，当时已有“今察冀已有主席应即取消”的决议（注：《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2页。）。实际上，自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就不断加剧，在国统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名为牵制日军，实际上主要是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
总之，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和三次反共高潮的症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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