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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1)

2013-09-11 01:34

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颇有值得探研的意蕴。所谓“谶谣”，是一种利用隐晦而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述预言的神秘性谣歌。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至近世太平天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个相对性的高潮，甚至影响所及，过后还有人热衷造作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本文即拟对相关情形进行概要的考察解析。
　　　　一
　　这个时期生发的谶谣，是以清方与太平天国对立、争斗的情势为中心题材的。具体看来，内容上起码涉及下述一些典型方面：
　　一是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譬如有说当奕ｚｈǔ＠①即位改元咸丰之时，有童谣云：“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争山打破头（ｔóｕ＠②）”（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1页。）这显系一联拆字谜式的谶谣。其“谜底”，前一句为“咸”，后一句为“ｆēｎｇ＠③”（“争山”的两“丰”与“主”字象形，破“ｔóｕ＠②”则为“豆”字，合为“ｆēｎｇ＠③”），寓意为咸丰年间要出现两主相争的乱势。又有记载说，咸丰初年北京出现“今年不算苦，明年二三五，城内莲花瓣，城外一片土”的谶谣。有论者分析说：“这反映其时北京人心惶惶，预言大劫将来。”（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又有说，“清道咸间，江宁童谣有‘蝴蝶飞过墙，江南作战场’之语。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战场’。后洪氏都金陵，语悉验。”（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303页。）甚至还有说明朝的黄檗禅师即有预言诗云：“亥逐元讹二卦开，三三两两总是哀。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同心佐治运中兴，南北烽烟一扫平。一纪刚周阳一复，寒冰空自惕兢兢。”（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其隐寓清咸丰年间要有从太平军（红巾）到西北回民（白帽）起事的发生，随后则有“同治中兴”之局。更有甚者，署为唐朝袁天罡、李淳风撰，清朝金圣叹注的《推背图》中，竟有“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其“颂”则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飞。”或解释说：“此皆言太平朝事，其意至明。曰不ｔì＠④发，太平蓄发也。曰太平，所立国号也。王杀王，谓诸王相并。洪水滔天，谓天王。苗不秀，梦全非，指太平君臣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虽英明，事终不成也。”（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是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以有关北伐战事者为例，据清方人员记述，咸丰三年五月间“贼未北窜之前”，河南地方上先有童谣云：“长毛贼，有万千，坐南京，心不安，望北京，在眼前，围怀庆，枉徒然，走到济源一阵烟。”所谓“一阵烟”，当寓败意，而当时北伐太平军是在豫境，要继续北进，记述者预言“中秋节前即当应此佳谶”（注：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51页。）。还有清方的记述说：“初贼之北犯也，就善卜也占之。卜者曰：‘此去遇僧而败，遇平而灭。’贼故见僧即杀，不知其应在王（按：指僧格林沁）也。”（注：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三二，《前事略》二。）
　　三是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如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因常州被太平军占领，清朝方面感到江南形势更加糜烂，当时在湘军首领曾国藩幕下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述说：“先是，有谣曰：‘江南若遇人丁口，江南便是鬼门关。’妖谶如此，亦可异矣。”（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页。）这也是一拆字式的谶谣，所谓“人丁口”，合起来为“何”，隐指两江总督何桂清，当时因清江南大营全溃，其人遁出驻地常州，并且在临行时枪击跪乞留守的绅民，常州要地失守，在清方看来不啻陷入鬼门关。另外，据说早在太平军攻占金陵建都之前，江南即有“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的童谣。有的研究者解释，这也是隐指何桂清的，“何桂清字根云，根不深入泥土，却悬之云中，可比虽为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历来驻节的根本之地南京却在太平天国手中，他只能流寓常州，亦犹丹桂之不栽入泥土，而插入瓶中，皆无根也。无根岂能成事？”（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372页。）再如，有记述当年四川有谣云：“四川土地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按记述者的解释，“硝磺”分别是隐指记名按察史萧（俗写作“肖”）启江和记名道员黄醇熙，“马生角”则隐指骆秉章（说是“角”、“各”音近，“马”、“各”合起来为“骆”），此谣预言在石达开兵临四川清方组织“援剿”时，萧、黄两人皆无功而亡，总督骆秉章“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笔者按：实在同治二年）四月禽（擒）石逆于紫达，蜀乱始平”（注：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第22页。）。

　　其时谶谣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典型的是所谓“童谣”，即儿童也能诵传扩散者。上面引录的谶谣中即有数则为典型的童谣。再就是谶语、谶诗，其用语比一般童谣可较艰深也更隐晦，上面也都有引录的例子。书面和口传的形式之外，还有碑载谶谣。例如有记述说，当年桂林城外村民曾掘出一碑，其碑文云：“三星日出共照天，有福作主救人善，万人识得禾救饥，手扶日头好上天。”（注：汪ｋūｎ＠⑤：《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406页。）另有图谶者，这种形式往往配有谶谣文字，像上引《推背图》中的“谶”、“颂”即对图谶的配文。
　　总之，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及其变种，不但数量颇多，而且内容和形式上也皆繁杂多样，不能一一备举，上面只是示例而已。
　　　　二
　　那么，为什么当时谶谣能够盛行呢？这自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原因和生发土壤。
　　清朝与太平天国双方对垒斗杀，战乱经年，兵连祸结，人心惶恐，社会动荡迷乱，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严重的危机感，越是觉得无法把握时局动向和个人命运，便越要诉诸异己的神秘力量。而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尽管没有过像基督教之于西方国家、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国家那样的维系全民族精神的典型宗教，但所谓“神道设教”的特殊人为宗教基础是深厚的，为统治者所认可的诸多神ｑí＠⑥的祭祀更是其礼法中的重要内容。而五花八门的迷信和数术也是源远流长，像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谶纬预兆、扶乩占卜等术，都曾非常流行。即使有的事项被统治者列在当禁的“邪门歪道”之内，事实上也是禁而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及至太平天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社会心理的需要，神秘文化又得以明显“复兴”。再加上太平天国有关因素的刺激，使之更为变本加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息息相关。起义的组织发动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该教，太平天国正式建立特别是奠都天京有了施政条件之后，更是把拜上帝教作为国教推行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拜上帝教并不真正是基督教，它只是吸收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素材，结合中国民间宗教和巫术，并杂糅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一些成分，形成的一个特别教种。它不但脱不出宗教所必然具有的神秘性，而且比一般宗教的迷信色彩更为浓重。像天父天兄下凡之事，形式上即类同于民间盛行的降僮术。这不但施行于起义之前，而且起义乃至奠都之后在重要军政活动中仍屡屡用之。太平天国的若干重要文献中，甚至包括诏书谕旨，都不乏怪诞的神话素材和谶语之类（具体事例见下文），其神秘性非常突出。这与当时清朝社会也具有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相激相荡，发生“谐振”效应。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条件下，谶谣作为神秘政治文化事物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其他各种形式者一同盛行开来。
　　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谶谣，其传播和生效离不开有广大信实的受众。在当时浓重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中，不消说普通民众，即使文化素质较高的官绅阶层人员，也难以能够自觉鉴别和排除谶谣信息中的迷信成分。像上面提及的赵烈文，平时就颇为关注和相信谶语谶谣的预兆性，在其日记中即多有记载，业已述及的他对“人丁口”方谶谣灵验的信实，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他对文牍用语之类，都会随时从谶意上去揣摩思虑。如他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时尚未入曾国藩幕）的日记中记曰：“上年浙漕尚未至淮，上下俱各淤浅，不得已仍还故处，改由海道。有司文移俱称‘倒运’，殆为语谶。”（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24页。）可见其人在这方面是多么敏感和疑忌。他经常性地观天象而卜人事。就在方才引述的同则日记里，他即记下：“一月之中，天裂、地震、日食、月蚀、星变，叠示警象，恐非佳兆。”当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太平军“陷长兴，湖州大警”之际，他在该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道：“前暮余登潘公桥望西方氛，气色愈恶，即向槐亭（赵之僚友）言，长兴旦夕必有变，槐摇首不信，昨果报警甚急，槐始信余言。”（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四》，《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148页。）可见他非常迷信这类事情。此外，象“阴兵”、“鬼祟”之类不可能真有之事，他也颇为信实地屡屡记入日记之中。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对谶谣的相信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曾国藩这流人物，对谶事亦不乏觉得不可捉摸又不可不信之时。譬如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间，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的胜利，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三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颇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5页。）扶乩判词亦即谶语的一种，曾国藩辈对此尚如此迷惑，何况平民百姓。这反映着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对作为更为通俗的谶语形式的一般谶谣，其受众的广大自然更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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