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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2)

2013-09-16 01:08 （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三、人格的雕琢——此类节日反映的古代妇女的道德修养
中国节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因而，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日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观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一）孝道——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伦基础。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为人媳更是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注：转引自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孝”的思想时有体现。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女性。《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为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选择了死来为父尽孝，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极端，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却也体现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孝”有关的传说，相传是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甲，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让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虽然染红指甲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入孝道，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从而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国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国传统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无子，则女性自感有负夫家，辱没门庭。由此，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像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礼拜她们的节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二）女红——中国古代女性的“才”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评价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女子之“才”与男子之“才”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相传织女是一位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工于衽织，在天上织云锦天衣的仙女。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古人对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是日，女性向织女且拜且祈，以各种各样的“乞巧”礼仪来寄托她们对巧淑的渴望。西晋葛洪《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襟楼，俱以习之。”（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观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动如云，有的细如线，有的状如锥，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实，七夕节最初与“乞巧”无关，它源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汉代，七夕节便开始注入了“乞巧”的礼仪，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乞巧”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礼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更是历代女性为获取“巧淑”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真实写照。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三）节义——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乃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在这些宗法人伦观的影响下，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中国女性的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她们毅然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义观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失节”的悲哀。《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内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羿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月神相去甚远，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和谴责。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寒衣节中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其实，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仅仅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偶然看见，而后出于“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观念而结为夫妻。结婚后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从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为夫守节之观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实现之途。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但她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四、结 语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月的见证，因此，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味与分析。节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群体，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又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娲娘娘，仁慈博爱的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聪慧美丽的织女、嫦娥，忠孝节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实和生动起来；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张茂华、丌宏易：《中华传统文化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王景琳、徐陶：《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7)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8)詹石窗：《道教与女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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