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1)(2)
2013-09-16 01:08
导读：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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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
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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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 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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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 释：
1 《吕氏春秋·上农》
2 《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页120
3 《论法的精神志》〔M〕 孟德斯鸠著 张雁深译 商务出版社 1961 页119
4 《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著 阎步克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页232
5 《中国历史通论》［Ｍ］王家范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页34
6 《词与物》[M] 福柯著 莫伟民译 三联出版社 2001 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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