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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大部分北使诗文集都不能简单的称之为越南典籍，因为它们是中越诗人共同创作的成果。越人北使，路途遥远，每到一站都有中国官员接待，自然也就创造了许多中越文人互相交往的机会。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诗歌唱和成为两国文人开展文化活动最主要的方式。明命癸巳年(1823)，越南汝伯仕与李文馥、黄健斋等人到广东公干，“至与我粤名流唱酬属和，或呼云喝月，对酒当歌；或使墨驱烟，登高能赋”，[7] 由此产生了北使诗集《粤行杂草》。武林缪艮亦在李文馥的《粤行续吟草》的序言中描述了这次中越文人的盛会：“癸巳秋，越南国使李君隣芝，偕同官护送师船来粤。友人刘君墨池邀余，与隣芝诸君作中外群英会。觞咏之后，因得往来唱和，阅数月而别。”[8] 类似的记载在各种北使诗文集中屡见不鲜。
唱和诗构成了北使诗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它们不仅受到越南使臣的重视，编辑成各种诗文集，有的集子甚至就以“唱酬”、“酬应”等直接体现交际、唱和主题的字眼为书名，如《中州酬应集》、《大珠使部唱酬》。这些作品同时也获得了中国文人的关注。现存的《中外群英会录》就是由武林人缪艮莲仙氏编辑，书中主要收录中国文人与李文馥、汝伯仕、阮文章、黄冏等越使的唱和诗。嗣德三十年(1877)，裴文禩使清，清朝的接待官员杨恩寿与裴文禩唱和不断，二人的唱和诗后由杨恩寿编为《雉舟酬唱集》，目前此集所存的印本就为杨氏光绪三年(1877)家刻本。
(二)请序题词
黎贵惇《群书考辨》以考订中国宋前史实为内容，此书曾被他赠与在外交中所交往的外国官员，因而载有广西省提督学政朱佩莲、清朝礼部员外郎秦朝□和朝鲜正使鸿启熙等人的序文。这些作品后来被各种诗集反复刊载，成为越南诗坛上的佳话。它们同时也代表了中越文学交流的一种方式，即请序题词的方式。
据初步考察，至少有15种越南诗文集载有中国官员所作之序，即《南国风雅统编》、《仓山诗钞》、《每怀吟草》、《万里行吟》、《蔗园全集》、《元立粤行杂草诗》、《使华丛咏》、《妙莲集》、《邓黄中诗抄》、《如珪氏学语集》、《华程续吟》、《燕轺诗文集》、《大珠使部唱酬》、《苇野合集》、《粤行杂草》。此外，绵寯《雅堂诗集》序称此书编成之时，友人劝其寄送清人索序，而作者以为“学当为己，不患人之不己知”，而婉拒了此项提议。这说明，请清人作序，乃是越南文坛的一种时尚。
同序跋并行的交流方式是题词。这种例子也很多，例如越南明命皇帝之女梅菴公主所著《妙莲集》一书，通过使臣阮述而获得了清人王应孚、唐景崧、梅璐、黄耀奎、邱伯馨等人的题词；汝伯仕所著《元立粤行杂草诗》一书，有陈昌连、曾仰之、舒祝泰、刘几复、张觉初等人的题词。从其内容看，越南文学也影响了清代诗坛。例如王应孚题词云：“荷亭侍郎以《妙莲集》见示。展读一过，风华掩照，秀韵天成，香茗风流，不得专美于前矣。集中如‘遥知杨柳是门处’诸好句，已选入《笃静堂诗话》中。敬题数语，以识心赏。”“‘炊烟连屋白，帆影过窗昏’，的是唐律。‘两三点雨大寒余’，却足当海南岁辰记。故并摘入诗话。又记。”[9] (卷首)这些称赏，就远远超出了应酬的范围。
(三)鉴赏评点
作为越南汉文化的代表，越南使臣同中国文学的交流，往往是通过中越使臣之间的诗文评论进行的。求序的方式，便是征求评论的一种方式。《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记录了劳崇光为《日南风雅统编》作序的过程：嗣德二年(1849)七月，清国钦使广西按察使劳崇光一行抵达阮朝都城，“崇光初抵京馆，即求观本国诗。乃命集诸皇亲并诸臣名作者，名为《风雅统编》许观，崇光深所叹赏”。劳崇光序以《南国风雅统编序》的名义，收载于多种越南文集。其序云：“亟受而读之，清奇浓淡，不拘一格。或抒写性灵，或流连景物，或模山范海，论古怀人，佳篇好句，美不胜收。其中杰构，居然登中华作者之一，而浸浸入于古。”[10] 这种评论，明显包含了中越文学比较的意识。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李半村为越南使臣阮宗奎《使华丛咏集》所作序。李半村曾与越南使臣阮宗奎于金陵聚晤酬唱，后在序文中对阮诗进行点评，云：“所历山川名胜，啸歌吟咏，一挥满纸，恣意纵横，皆出机杼。或笃其忠信之怀，如《谅山偶作》、《午门待漏》；或展其孝思之念，如《大溁江口舟次水》；或论古言情，感物寓意。凡诸格调精妙刻画，沐浴于古者深矣。……其中浑灏磅礴之势，如崩崖裂石，似风雨驰骤，江河横决。非积气之厚者，其能乃尔耶！”[11] 序中自然有许多褒奖之辞，但它可以理解为越南诗人从文化母国获得肯定的一种方式。
同作序相比，评点则是一种更直接、更具体的交换意见的方式。有时一部诗集的参评者就往往不止一人。如《使华丛咏集》A.1552号抄本就标署：“江南诗客卓山氏朱评，钦差翰林出身礼部郎中郑壁斋墨评，湖南王居士胡秀才朱墨评。”
无论赠答唱和、请序题词还是鉴赏评点，都只是一种普通的文学活动，可是由于这种活动发生在汉文化圈内的不同国度的文人之间，由于作序、评点的对象是产生于外交场合的北使诗文，因此也具有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化意味，是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域外的汉文学之间交汇、合流、碰撞的主要途径。
三、六八体和喃文北使诗作
作为诗赋外交的产物，北使诗文反映了汉文化向域外辐射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来看，北使诗文却未必都算得上精品，它们的审美功能只是交际功能的一种附丽，但它们却是越南古典文学最重要的宝贵财富之一。从作者的数量而言，它们在越南文学史上所占的比重超过了七分之一，若从集部相关类别的汉文作品而言，则占有五分之一的比重。[12] 这些数字表明，以诗赋外交为主要形式的中越文化往来，是越南古典文学发展的一种强大助力。
越南使臣是越南最优秀的学者或诗人，这意味着诗赋外交的意义就不单单局限于向宗主国展现汉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诗赋外交的名义下，通过对外交流的机会，吸收新的文化养料，推动本国文学的发展。就北使诗文而言，这种发展表现为利用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形式表现北使主题，造就了一种别样的文学样式——六八体和喃文北使诗作。
越南古典文学可分为汉文文学与喃文文学，如果说越南汉文学是汉文化向越南传播直接结出的硕果，那么喃文文学就是汉文化吸收越南本土文化元素后形成的一种再生形式。所谓喃字，即是一种模仿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方法，用汉字字形来拼写越语语音的文字，又称作“字喃”。郑怀德在《嘉定城通志·风俗志》中对喃字的诞生作了较为准确的概括：“国人皆学中国经籍，间有国音乡语，亦取书中文字声音相近者，随类而旁加之。如金类则旁加金，木则加木，言语则加口之类，仿六书法，或假借、会意、谐声，以相识认。原无本国别样文字。”[13] (P178)可见喃字也分属于汉字系统，是汉字与越南俗语乡语相结合的产物。
六八体是一种富于越南民族特色的韵文体裁，它以六言八言相间为主要句式，讲究格律，平仄声更换，有“六八六八”与“七七六八”两种句式。《琵琶国音新传》□能静序曰：“北人以文字求声音，文字便成腔调；南人以声音求文字，声音别具体裁。故永嘉第七才子之书，足登唇吻；而东床六八演音之传，容惜齿牙。”[14]“以声音求文字”的表现方式，以及六八演音之传“容惜齿牙”，说明六八体是一种适合于口头传播的文体样式。
现存的六八体和喃文北使作品有武檰《黎朝越莲溪公北使自述记》(六八体喃诗)、阮宗奎《使程新传》(六八体喃歌)、佚名《旅行吟集》(喃文题咏诗)、李文馥《使程便览曲》(喃歌)、阮登选《燕台婴语》(喃文长诗)。北使诗文的主要内容往往是对中国山川名胜的题咏，描绘山水之秀美，抒发怀古之幽思，风格清淡典雅，是最常见的汉诗主题。而用六八体和喃文表现汉文学经典主题，体现了俗语、口语与书面案头之作的结合，也是汉文化与越南民间本土文化相交融的一种方式。喃文及六八体作品与汉文北使作品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它们并非直接产生于外交场合。换而言之，它们既不属于唱和诗，也不可能得到中国士人的欣赏。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阮登选同时创作了汉文北使诗集《燕台婴语》和同名喃文长诗。汉文北使作品显然源于文学的交际功能，而喃文北使作品则源于越南使臣在交际活动中获取新的文化因子对本土文学进行的提升和改造，从而丰富喃文的表现力。越南古典文学的高峰就是在这种提升和改造中造就的。
阮朝阮攸于嘉隆十二年(1813)以岁贡正使的身分使清，《大南正编列传初集》记载他：“尤长于诗，善国音，清使还，以《北行诗集》、《翠翘传》行世。”[6] (P63)阮攸在出使过程中读到了中国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由此创造了同名六八体喃文叙事长诗。阮攸《金云翘传》“有三十处将中国古诗全句翻译过来，二十七处借用中国古诗的语汇、句意，四十六处借取《诗经》用语，五十处语、意源自中国其他经传典籍”。[15] 这部以“演音”——翻译与改编的方式而创作的作品，在越南产生极大的影响，被誉为越南的《红楼梦》，并产生了大量的注释和仿作。这种利用汉文化因子铸造本民族文学范式的例子，绝非阮攸一例。多次出访中国的李文馥，原为明朝遗臣的后裔，他曾以十才子书之一的《玉娇梨》和《西厢记》为蓝本，创作了喃文诗传《玉娇梨新传》、《西厢传》。
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越南使臣对于中越文学交流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北使诗文的创作，他们也是越南汉文学回流至中国的最重要传播者。以越南著名诗人绵审的作品流传为例。绵审(1819-1870)是越南阮朝明命帝的第十子，封从国公，字仲渊，号椒园、仓山。查史籍，未见有绵审出访中国的记载，但他却是在中国作品流传最广，声誉最高的越南诗人。绵审之所以声名远播异域，主要就得于越南使臣的功劳。他的作品集常被当成外交礼物赠送给中国士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越南入贡，使臣枚德常“赠句留别，并以该国从国公阮勉(绵)审诗词各集求正。”[16] 阮述曾两次使华，也将绵审等人的作品赠送给中国的接待官员。他的《往津日记》记载：“(嗣德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使随员递书籍。(原文注：仓山、苇野、妙莲、张广溪诗文诸集。)”[17] (P21)清季著名词家谭献编撰《箧中词》，选录了绵审的作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云：“庚寅，余客沪上，借得越南阮绵审《鼓枻词》一卷。短调清丽可诵，长调亦有气格。”[18] (卷五)其后郭则澐所著《清词玉屑》卷五亦书其事。据饶宗颐的《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考订，况周颐推重绵审，是受其同乡龙启瑞的影响。[17] (P92)龙氏《汉南春柳词》有“庆清朝”序云：“今年冬，越南贡使道出武昌，其副使王有光以使国大臣诗集来献，且求删订。……其中有越国公绵审及潘并，诗笔之妙，不减唐人。”[19] (卷九，P10)余德源也在《鼓枻词》跋中云其来历及在中国的刊行：“清咸丰四年三月，越南贡使晋京，道过粤中，携有《仓山诗钞》及此词。时予舅祖善化梁萃畬先生适在粤督幕府，见而悦之。手抄全册存箧中，归即赠先父敬镛公，以先父为期及门得意弟子也。予久欲为刊行未果。今幸沪上《词学季刊》社搜采名家著述，公布于世，乃录副奉寄，藉彰幽隐。”[20] (P155)而清《啁啾漫记》不仅详细谈到了绵审作品集由越使传入，并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精当的征引与点评。[21] (P4509)此外，绵审之弟绵寊的《苇野合集》、前文所提的《妙莲集》、张登桂的《张广溪诗文集》等一批越南著名的诗文集也是依赖于越使的外交活动而在中国流传。
四、对汉文学的重新认识
越南使臣的诗赋外交构筑了中越文化交流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的外交产物——北使诗文，生动而细致地展现了中越古代文学的密切关系。其实，以使臣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中越之间，它在整个汉文圈中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阅读北使诗文，我们能同时看到中国文人、朝鲜使臣、越南使臣三者之间的互相的交往。裴玉柜《有竹先生诗集》、段阮俊《海派诗集》、冯克宽《梅岭使华诗集》、武辉珽《华程诗集》、黎光院《华程偶笔录》、胡士栋《华程遣兴》、范芝香《郿川使程诗集》、阮公基《湘山行军草录》、吴时任《燕台秋咏》、阮思僩《燕轺诗文集》等均收有朝鲜使节的唱和诗，其中冯克宽《梅岭使华诗集》还由朝鲜驻华使节李晬光作序于万历丁酉年(1597)。劳崇光曾在《南国风雅统编序》中云：“密迩中夏，崇儒术好诗书，共推为声名文物之邦，必称朝鲜、越南二国。朝鲜使臣岁至京师，时或与中朝士大夫相唱和。越南四年两贡并进，使臣中途纪行，及与华人相投赠之作，时亦传播人口。”[10] 因此，对越南使臣和中越文学交流进行研究，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它可以推助和策应朝鲜燕行录和中朝文学交流的研究，使学术界在汉文化区这个宏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
在越南使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一个甲子，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汉文学随着华侨迁徙的步履走出了亚洲，散布在世界各地。这样就划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后一个里程碑由殖民的人群建树，前一个里程碑则由各国使臣建树。当然，我们还可以往前追溯，在古代的贾客、僧侣那里看到更早的里程碑及其建树者。当我们这样看待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汉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像“中国文学”一样，代表了另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体。越南使臣的诗赋外交活动，乃是这种内在联系的紧密性和必然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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