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学交流(1)

【内容提要】
在越南藩属于中国的历史时期，越南使臣创造了北使诗文这一特殊的文学品种。他们同中国文士所进行的赠答唱和、请序题词、鉴赏评点等文学活动，是两种汉文学——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域外的汉文学——交汇、合流、碰撞的主要途径。这些文学活动推动了越南古代文学的发展，促成了域外汉文学向母体的回流，同时也显示了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越南使臣/北使诗文/文学交流/六八体/喃文文学

     越南与中国是一山带水的邻邦，两国有着密切的政治、历史、文化关系。宋开宝元年(968)，越南丁部领自称“大胜明皇帝”，建立“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独立自主的封建王朝时期。开宝八年(975)，宋太祖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自此越南历代都对中国“修臣行礼”，中越两国建立了长达近千年的宗藩关系。在这近千年的岁月长河中，越南不定期派使臣到中国求封、进贡、谢祭、告哀等，中越文化交流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批有别于普通总集与别集、产生于外交活动之中的新作品——北使诗文。在越南人的观念中，“北”指代中国，北使诗文指的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时所作的各体诗文。在文化传播与传承中，使臣作为官方文化的代表，不仅是汉文典籍在越南独立自主时期最主要的传播者和创作者，也是越南汉文化向中国本土回流的最重要承担者。

    一、越南使臣的身份特点

    汉文化向越南的传播，在北属时期就已经相当深入。从古代越南铜鼓铭文、西汉南越王墓及广东南越王古冢出土物来看，早在公元前南越就已经使用汉语篆字。南越王赵陀“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1] (P236)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置南越九郡时，以推行礼乐文明的儒学教育在南越已深入开展。越南史学家视士燮为越南文化始祖：“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於当时，而有以远及后代，岂不盛矣哉！”[2] (外纪卷三)《吴书·薛综传》亦云汉时“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3] (P1251)随着汉语教育的开展，在越南逐渐形成了以汉语言为主流的文学传统。保存在《弘明集》中交州法师道高的《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法明的《答李交州难佛不见形》等现存最早的越南文献，即是一个明证。唐代承隋之制，通过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并设立“南选使”，简补岭南交广官吏，武宗会昌五年(845)确立了安南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中央政府的制度，安南与中央政府进行文化交流的渠道也更为畅通。爱州日南人姜公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德宗时登第，入京为官。上述情况表明，两国的文化存在密切的同源关系，越南古代文学实际上是汉文学在域外发展的一个分支。

    越南进入独立封建王朝时期以后，继续模仿中国实行以推行儒家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太宁四年(1075)春二月，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2] (本纪卷三)这是越南独立后首次实施科举，此后一直延续至1918年，科举制度在越南的影响比在中国还要绵长。科举的实施使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进一步深化，确保了汉语言文化在越南文化中的统治地位。由此在科举制度下诞生的一大批进士、举人、秀才，成为了越南汉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中坚力量，而使臣之职往往又由其中的佼佼者担任。仅据雅轩居士潘辉注(1755-1786)所编的《科榜标奇》一书，就可考知陈、前黎、莫、后黎各朝都曾以科举状元领北使之职：

    莫挺之：英宗兴隆甲辰(1305)预状元。公文学优长，常作《玉井莲赋》以见志。兴隆间，奉往北使，北人称羡。(卷四)

    阮直：太宗大宝三年壬戌(1442)，开进士科，公应举预礼闱选，廷试赐状元及第。时公年才二十岁。太和己巳(1449)，由南策安抚升侍讲，奉往北使。(卷二)

    梁世荣：圣宗光顺癸未(1463)，会试合格，庭试赐状元。……奉往北使，应对敏捷，声闻两国，交邦辞命，多所拟撰，明人常以国中有人称之。(卷二)

    阮简清：端庆戊辰(1508)，会试合格，庭试领状元。公时年二十八。官历翰林侍书、兼东阁大学士。从莫奉使，仕至礼部尚书忠辅伯，赠侯爵。(卷二)

    黎朝科举参照大明会典，定三年一比，试法亦仿明制：“第一场，四书论三题，孟四题，中庸一题，总八题，士人自择四题作文，不可缺五经，每经各三题，独春秋二题；第二场诗赋各一，诗用唐律，赋用李白；第三场诏制表各一；第四场策问，其策题则以经史同异之旨，将帅韬钤之蕴为问。”[2] (本纪卷十三)可见，中第者不仅要通晓中国经史，而且也须有相当的汉文学修养，善于吟诗作赋。由于出使要求承担文辞应对，因此越南使臣往往是越南最优秀的学者或诗人。例如后黎朝景兴庚辰年(1760)以副使衔使华的黎贵惇，就可谓著作等身。据考查他撰有《黎朝通史》、《抚边杂录》、《芸臺类语》等九种历史著作，有《易经肤说》、《春秋略说》、《金刚经注》、《阴骘文注》等12种古籍的校释注释之作，并且对中越作家进行批评研究，撰成《群书考辩》、《圣模贤范录》二书，著有《桂堂文集》、《潇湘百咏》、《北使通录》等九种诗文集，同时编撰了《全越诗录》、《皇越文海》两种诗文总集，此外还编有涉及佛教、道教、兵家、医术各领域的十种子部典籍。阮朝张登桂嗣德四年(1851)使清，曾参与修撰《大南实录》、《大南会典撮要》等正史，又撰有《张广溪文集》及北使诗文集《使程万里集》。又如，前黎朝邓鸣谦“景统辛酉(1501)，由侍书奉使，己巳再北使，迁吏部左侍郎，再升礼部尚书，兼史官副使总裁，知昭文局光给中，奉《大越史记》。……有《咏史集》行于世，史称其无愧科名”；[4] (卷八)后黎朝陈名案“受命如清乞师，诗辞慷慨，耸动北人”，[5] (P68)其诗文以《了庵散翁遗稿》、《柳庵诗集》、《宝篆陈黄甲诗集》等多种面貌行世；阮朝使臣黎光定“立平阳诗社，搉扬风雅，四方文学多从游焉。……墨迹诗篇为清人所称赏”。[6] (P54)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使臣在越南是汉文学素养最高的文化群体，也是越南文坛的领袖人物。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中越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给越南古典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风尚。

    二、文学交流的几种方式

    据我们在越南的考察，依然传世的北使诗文至少在80种以上。目前所存写作时代最早的是陈朝阮忠彦出使元朝时所作的《介轩诗稿》。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六，阮忠彦为陈朝兴隆甲辰科(1304)二甲第一名，中第时“年十六，时号神童”。此书现存抄本一种，收录了阮忠彦于延祐四年(1317)出使元朝时所作的81首诗，有潘辉注作于景兴乙未年(1775)、兴化省督同黄平政作于戊戌年(1778)的序言。

    版本最多、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后黎阮宗奎的北使诗文集。阮宗奎曾两度北使，其中撰于景兴壬戌年(1742)的诗集《使华丛咏》，现存17种抄本，有越南瑤亭胡士栋于乾隆戊戌年(1778)、中国金陵张汉昭于乾隆八年(1743)、淮阴李半村于乾隆十三年(1748)序。诗歌内容包括饯送使团酒宴中的题咏诗，北使途中题咏中国名胜古迹之诗，以及阮宗奎与正使阮翘的唱和诗等。此外，《使华丛咏》还附载于阮朝李文馥的《周原杂咏草》流传，与高伯适的152篇诗文、阮乔的北使诗文合编为《诗文集编》，同时阮宗奎的北使诗文又被编为题作《使程》、《华程诗集》、《壬戌课使程诗集》三种集子，其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从个人创作的角度来看，以李文馥的北使诗文集最多。李文馥字鄰芝，号克斋，河内永顺人。据《大南正编列传二集·诸臣列传》云，他曾多次到广东公干，“绍治元年(1841)，特授礼部右参知，充如燕正使”。[6] (P509)李文馥传于世的北使诗文集有《皇华杂咏》、《粤行吟草》、《仙城侣话》等八种，其中《闽行杂咏草》，又名《闽行诗话》、《闽行诗话集》，是李文馥往闽粤遣返中国遭海难渔民的途中所作的诗文集，撰于明命十二年(1831)，书中收录咏途中名胜诗以及唱和饯赠诗作；《三之粤杂草》，又名《克斋三之粤诗》，撰于明命十六年(1835)作者第三次出访中国时的作品；《镜海续吟》，收录作者出使澳门时所作的110首诗；《周原杂咏草》，现存抄本九种，为1841年李文馥出使中国时所作诗文集，书中收录咏途中名胜及抒怀赠答之作。

    从时代来看，16世纪之前的北使诗文集，仅存阮忠彦的《介轩诗稿》。后黎朝(1533-1788)存有黎光贲《思乡韵录》、冯克宽《冯使臣诗集》、丁儒完《默翁使集》、黎光院《华程偶笔录》、胡士栋《华程遣兴》等13种。西山朝仅存在短短的14年(1778-1802)，但是却也留下了段阮俊的《海烟诗集》、《海派诗集》、吴时任的《燕台秋咏》、《皇华图谱》四种北使诗文集。阮朝(1802-1945)近150年的时间里，留下了武辉瑨《华程学步集》、阮嘉吉《华程诗集》、潘清简《使程诗集》、张好合《梦梅亭诗草》、邓文启《华程记诗画集》等40馀种北使诗文。另有《旅行吟集》等七种成书时间不详的北使集。

    在一以贯之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政治体制中，儒家文化和汉语文学成为了越南官方独尊的正统文化。在这种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使臣的出使除了要完成政治任务以外，事实上还要肩负起向文化母国展示他们的汉文化水平的重任。由于交际的需要，越使往往与中国官员文士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交流的结果与途径均反映在北使诗文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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