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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1)

2013-10-01 01:13

摘要　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１９００—１９９５）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个重大损失，我们因此感到悲伤。该文介绍他一生各阶段的活动和工作以及他对发展生物化学、中国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我们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李约瑟思想是科学史领域中的宝贵理论财富。最后，作者谈到过去二十多年来与李博士个人交往中所得到的感受。

        关键词　李约瑟，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

     Abstract Dr.Joseph Needham(1900—1995),an outstanding British bi-ochemist,authority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culture in China and faithful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had l-eft us recently.His death is a great loss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and thus makes us very sorrowful.Here an account is given ab-out the activities and work of every period of his life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chemistry,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o the cause of Sino-British frien-dship.The process of his conversion to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sin-ce 1930s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his monumental work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re especially discussed here.We point out that Needhams image and spirit provieded us a ready-made exam-ple which is worth learning.Needham Thought is a valuable theoritic-al wealth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Lastly,the author t-alks about his feeling obtained from his private association with D-r.Needham　during past more than 20 years.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Key words Joseph Needham,China,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４日晚８时５５分，在剑桥大学校园区内一位当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闻名全球的英国杰出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眷念的深情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前，他曾经来信说，他近来身体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即震颤性麻痹，而且已经说不出话了。从他签名可以看出写得比过去吃力，将有的字母堆写在一起。剑桥传来的消息也说，李约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虽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准备，但他的突然过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引起悲伤，因为他受到大家的敬爱，知己遍天下。他太热爱中国了，３月２３日还让人朗读有关中国的资料［（１）］。他虽已说不出话，但料想临终前口中还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过世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重大损失。
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原名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９日生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攻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基斯学院（Gonville & Gaius College）投师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 Prof.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１８６１—１９４７），１９２２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深造。他的第一项独立研究是探讨神经病的生物化学机制，首次在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接着研究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架起了学科间另一座桥梁［（２）］ 。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出现。由于这些研究，他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１９２４年选为学院研究员，留职母校，同年与多罗西·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１８９８—１９８９）博士结婚。李夫人后来也在四十年代随丈夫来华，汉名李大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长蛋白质化学，而李约瑟集中化学胚胎学研究，１９３１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这是李约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１９３３年任副教授，１９４１年先于李大斐两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间他除授课、作实验研究外，还发表许多有关生物化学和科学哲学作品，而科学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热点。１９３１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科学历史的第一个作者。他还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发起人。３０年代以来，李约瑟不仅是杰出生物化学家，还是有进步世界观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问题专家。如果他继续沿着生物化学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个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运却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放弃原有专业，从２０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转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探讨，从而在后半生与东半球另一端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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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李约瑟专业大转变的主要因素是１９３７年三名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的到来。李约瑟一家从未与中国有联系，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在与中国同行相处时发现他们研究科学的智力与他一样。其中鲁桂珍（１９０４—１９９１年）对他影响最大，鲁出身于医药世家，祖籍湖北蕲春产生过大科学家李时珍（１５１８—１５９２年）。鲁本人对本国科学遗产有相当了解，能从近代科学观点评价古代科学成就，李约瑟听后感到吃惊，这成了他们经常交谈的话题。鲁桂珍向李约瑟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古代有不少科学发现与发明领先于基督教文明。这激起他对中国及其科学文化史的兴趣与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有关中国读物，并被这个古老的东方异国文明深深吸引，终于导致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皈依，从３７岁起发誓学习汉语。两年后，鲁桂珍与他联名写出《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３）］。这篇论文把李约瑟第一次引入中国科学史领域，他们商定今后共同写一本中国科学史著作。因此可将这篇论文看成是多卷本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胚胎”［（４）］。二战爆发后，李约瑟于１９４２年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率其他科学家来中国肩负援华使命。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１９年）以来第一次由科学院院士率领的西方职业科学家代表团以科学交流为主旨的来华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李院士先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继而　在重庆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当时正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该馆负责向受日军封锁地区的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信息，沟通中外科学技术。李约瑟与中国人民共度战时艰苦，他主持的合作馆在中、英科学家努力下作了许多有益于中国战时科学发展的工作。由于李约瑟的贡献，他被选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在华期间他在１３个省份作了广泛旅行，与各界人士交往，从国共双方军政要员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尤其结识不同专业的学者，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促使他全面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在华活动都载入他们夫妇１９４８年在伦敦发表的《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及《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二书之中。他还像战时记者那样将在华见闻报道于伦敦《自然》（Nature）刊物上，并向ＢＢＣ电台寄去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李约瑟通过在华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较准确评价中国传统科学成就，他后来在《中国科技史》各卷中阐述的基本观点，都萌发于此时。在这期间他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把中国看成第二故乡，从那以后直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关注并热爱中国。在所有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发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而不管自己在西方处境如何困难。他不愧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忠实朋友。１９４６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应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总干事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１８８７—１９７５）之邀，前往巴黎负责筹建科学处，成为首任处长，从而使该组织扩建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使他从巴黎行政事务中脱身而编写中国科学史，１９４８年鲁桂珍从南京来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讨论了科学史课题实施方案，相约下步工作在剑桥全面展开。李约瑟返国后，迅即投身写作。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要有中国同事与之合作，但鲁桂珍远在巴黎，遂请当时在剑桥的王铃先生参与前三卷写作，他们于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已认识了。第一卷总论于１９５４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李约瑟后半生另一历史丰碑业已奠基。出版社从发行角度考虑，将书名称为《中国之科学及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但作者仍偏爱《中国科学技术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这个书名。最后，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书名的折中方案。１９５６年第二卷问世，王铃于次年赴澳大利亚，李约瑟身边没有帮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马。这时鲁桂珍辞去巴黎职务，移居剑桥。我们不要忘记，五十年代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李约瑟的杰作初问世时，一度受到非难，甚至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但人类的理智终究要战胜政治偏见，他在书中列举的事实胜于雄辩。自第三卷出版后，在东西方各国获得热烈称赞，他的处境也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起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并自任会长，在推动英中友好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５２年重返中国，此后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４、１９７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６年多次偕鲁桂珍博士访华。每次都会见老友、结交新朋，去各地参观访问、收集资料并作演讲。四十多年来除撰写大书外，还发表大量论文和专著，都与中国科学史有关。这些作品有的译成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风行世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他荣任母校冈维尔－基斯学院院长，１９７１年选为英国文学院院士（ＦＢＡ），一人身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荣。１９７２—１９７５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和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学衔不计其数。１９７２—１９９０年他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改为李约瑟研究所后又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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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杰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１９３７年突然发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这种思想转折时写道：Then came my conversion,a word I use advisedly,because it was a bit like what happened to St.Paul on the road to Damascus（“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他这里借用《圣经·保罗全书》中的典故，内称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扫罗（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半路上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于是改宗，易名为保罗（Paolos），转而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徒。我们要领会李约瑟这一比喻的份量和内在含义。正因为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使，他才５０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于中国浩瀚典籍之中。当然这中间没有什么灵光显现，主要是李约瑟深深陶醉于鲁桂珍最先向他介绍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之中，决心充当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一古老文明的使者，他成了新时代的圣保罗。与那些对中国文明持肤浅之见的西方人相反，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像古希腊一样有巨大科学财富，而且中国科学遗产是个绝对的金矿［（５）］。他指出，从公元后一千五百年漫长时间内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和任何其他文明。他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目的是澄清对中国科学的疑惑，打破无知，消除误解，还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他决心在后半生全面发掘这个科学金矿，为人类提供一笔精神财富。他认为自然科学不是欧洲人独有的，其他民族尤其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他写此书另一目的是把人类各个文明都沟通起来，用事实说明各文明的科学有如江河，最终都流归近代科学的大海，而非分道扬镳［（６）］。他还认为人类在科学上的统一，预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来之路。在写作过程中，下列问题始终在李约瑟脑海中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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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　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
２．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
３．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些问题被科学史家称为“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７）］，吸引各国学者深思与求解。可以说他的中国科学史课题计划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制订的。按总体规划，全书要写成七大卷、五十章，作十六开本，有的卷再分若干册，总共３５册，一千多万字。卷一总论，卷二论中国科学思想及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卷三为数学、天文学及地学，刊于１９５９年。卷四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册，均出版。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分十四册，现已出八册。卷六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共十册，已出前二册。卷七为全书总结，共四册，待出。最后还有总索引二册。参与写作的除主帅李约瑟及副帅鲁桂珍外，还有王铃、何丙郁、席文（Nathan Sivin）、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钱存训、库恩（Dieter Kuhn）、白馥兰（Francesca Bray）、黄兴宗、梅泰里（Georges Métailié）、傅汉思（Hans Vogal）、叶山（Robin Yates）、迪安（Albert Dien）、卜鲁（Gregory Blue）、卜正民（Timothy Brook）、郭郛等人，可以说是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籍学者组成的“跨国军团”。这套丛书写作持续近半个世纪还未完工，可见研究中国科学史确是项巨大工程。李约瑟说，他写这部书必须健康长寿，才能胜任这一“持久战”。有幸的是，他生前已就未完成的各册作了部署，相信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全书会　胜利出齐。已出各册正由海峡两岸陆续译成汉文本出版，而日本亦有日文译本问世。这部巨著是他穷五十多年心力在中国科学史探金事业中的艰苦劳动结晶，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对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这是一项空前创举，为人类展现了一个过去知之甚微的新的精神世界，使人们从昔日中国科学金矿中看到无尽的知识宝藏。实际上这是一部体大思深、结构严密的有关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有史以来，我们还从未见过先前有任何著作像这部书那样对一个文明的科学文化史作如此广博而深湛研究的，筚路蓝缕，厥功甚伟。就凭这一点，足以使李约瑟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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