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1)

[关键词]新时期史学；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事实；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

[摘要]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Keywords: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su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philosophy;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Abstract: The research in the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China is a new branch of history theory that appeare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30 years,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su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b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the relativit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the idea of historical facts, the way of treating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the basis of thorough discussion. The future researches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following:1,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with the subject of epistemology as the core; 2, to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3, to have an analytical and dialectical attitude toward introducing western historical philosophy.

 
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是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在此之前几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一个“认识就是反映”的概念式解读。有了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的理论预设，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人们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所以，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了。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无可避免地也吹拂到古老而沉闷的史学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历史哲学转向的西方史学，也无例外地传导到神圣而略带陈腐的中国史学殿堂。于是人们惊讶地看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发展到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把智慧和精力，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提到了历史思想家面前。西方历史哲学话语的这一根本性转向，对历史学家的判断力、进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不啻是一场颠覆性的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思，一个被称作“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而蓬勃兴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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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是一种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文章，谈到的每个问题，不可能把有关的研究全部征引或反映，仅侧重于最早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最有深度的观点等几个方面。由于笔者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研究历史认识论的学人之一，本着客观性原则，也对自己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反映，而绝不敢借综述之便以自我炫耀。凡是谈到自己观点的地方，仅做客观介绍，不附加任何评论性语言。

一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揆之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界，当着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研究历史的客体而不去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们遵奉的“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在发挥着一个哲学偏见的作用：它似乎在说，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发挥，则只可能扭曲历史的原貌。所以，以往的史学界，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存在失去了合法性地位，排斥主体、淹没主体，构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顽固特征。可以说，这种状况，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历史认识论研究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认识主体问题。

    1．关于主体意识结构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历史认识的机制问题。中国历来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历史认识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对自己的认识机制进行过自我追问，自我考量。而这的确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柯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一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1](p233)一个清醒的历史学家，一个希望摆脱认识盲目性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反思自己认识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问题。

    主体的历史认识不是从白板开始的，而是有一个认识开始之前的大脑准备状态，有一个主体赖以展开认识活动的先验①的结构或图式，每个人的认识，都无例外地是从这个已有的结构或图式出发的。率先探讨主体认识结构的是刘泽华、张国刚先生。他们认为，史家的认知结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观；第二，认知环境；第三，史家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第四，史家的情感与性格等个性因素。历史观是史家从事认识的指导思想。认知环境形成历史认识的情境条件；史家个人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更为微妙，是造成史家认识千差万别的极为微妙的原因之一。史家的认知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除了随着本身每一个构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外，史家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也会产生反馈作用。史家认知结构的改善与调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2]

    此后，笔者也撰文讨论主体意识结构问题，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主要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六个基本的要素所构成。哲学观点包括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认识主体对整个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的总和，是主体意识的灵魂。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其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中介条件。知识基础是史学家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它包括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两种因素，主要是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方向；而知识基础的作用，则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所可能达到的真理性程度。生活经验是史学家特殊的生活阅历的积淀，它使认识主体在看待、理解历史事物时，具有一种特有的体验色彩。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一个方面。性格气质是主体意识结构中最能显示主体个性差异的心理素质，因而也是造成不同主体意识结构个性特征的最顽强的因素。[3]

①这里所谓“先验”，是指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展开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大脑准备状态，而并非是说主体先天具有的意思。主体认识结构，是主体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生活阅历以及接受学校或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它本身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而对于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它又是已经具备的，具有“先验”的性质。

其后，姜义华先生、宁可先生等，也都在他们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提出了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的基本看法。姜义华先生认为，主体意识结构大体包括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行为环境、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经常决定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要求、需求方向与强烈程度、价值评判的标准及追求科学结论的基本态度；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接受前代与同时代知识成果的结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参照系统、理论构架、规范程式、观念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认识能力；行为环境和工作方法，是历史认识者实际认识历史的操作系统，直接关系历史认识能力能否顺利得到施展和历史认识活动能否健康进行。历史认识者的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产生积极影响。[4](p93～94)宁可先生把主体意识结构称为历史认识的精神性中介系统，他揭示的主体意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号系统、数理逻辑结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介系统，如语言文字系统、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系统，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等；属于个人社会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阶级意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等；属于个人的个性、生理、心理范畴的中介系统，如意志、情感、直觉、潜意识等。[5](p79～81)

近年，青年学人王贵仁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有新的探索。他说，史家的主体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史家的历史直觉、历史视野、历史情感、历史态度以及思维的个性品质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科学观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历史思维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态和思维功能划分，可以将其分成三大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6]王贵仁讲的史家历史心理结构，亦即前边学者所讲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

这些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讨论，初步揭示了历史认识发生的基本机制。它说明，历史认识的发生，绝不仅仅是“认识就是反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材料反映不反映，怎么去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他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决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动的，因人而异的。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由多种认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史学家不同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所渗透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就是史家个人用以衡量历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测度历史的结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并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的主体性根源。

    2．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与加强主体意识问题

    既然主体意识结构是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历史认识才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并因而是正当的，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以往那种把主体意识看作是扭曲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因素，并竭力在历史研究中排斥主体性的做法，自然受到了批判性唾弃；一种以张扬主体性为特征的认识论研究，就自然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合法性论证。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展开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对于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研究者似乎都意识到了主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张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成为该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中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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