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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四书笺解》著作年代考略(1)(2)

2013-11-13 01:04 　　而吕留良关于《四书》的看法是通过点评时文来表达的。他在这个方面的著作的著作很多。但是，我们翻查了我们所能见到的、晚村点评的《钱吉士先生全稿》(1681年)、《杨维节先生稿》、《艾千子先生全稿》、《章大力先生全稿》(这三种属“江西五家稿”本，1682年)等书。发现均无与船山所评论相吻合的内容，只有《天盖楼偶评》(1672年)有两段评语与船山所评论内容有所关联：“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这两段评语亦非与船山所评论完全吻合，而且船山评论所涉及的其他内容又完全阙如。相反。我们在后人汇集晚村八股文评语而成的三种关于《四书》的著作中。发现都有与船山所评论相吻合的内容。《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其中论及晚村，一则曰“近来”，再则曰“近日”，所依据的当非以前梓行的晚村所点评的著作；另外。考虑到晚村著作的内容与船山评论的吻合程度，我们认为，船山书中对晚村的评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些后人编辑的著作。这种可能性最大。这三种关于《四书》的著作都是在吕留良逝世以后才编辑、刊行的，它们是：“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46卷(康熙23年金陵大业堂刊本)；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43卷(康熙25年映旭斋刻本)；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42卷、附严鸿逵记《亲炙录》89条，《吕子评语馀编》8卷附《亲炙录》6条(康熙55年晚闻轩刻本。三种中陈镟所编较周在延本为善。而车鼎丰所辑更为完备。并附所评原文之语句，尤便参考)。”车鼎丰所编本在船山逝世之后刊行。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可以不论。如果船山对晚村的评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些后人汇集其八股文评语而成的关于《四书》的著作，那么，《天盖楼四书语录》与《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种是船山曾经得以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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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钱陆灿为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撰写的、置于该书卷首的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岁在甲子六月朔旦”，那么《天盖楼四书语录》是1684年后半年刊刻完成、流通的。而陈镟《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识语》对所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成书过程则有这样的叙述：“……镟自甲寅岁受业于先生之门。于先生之书，寻绎盖亦有年。而未有以得其要领。自先生之亡，尝欲掇其大要。编为一书，俾夫穷乡晚进有志之士，便于观览而未之敢也。近睹坊间有《四书语录》之刻，谬戾殊甚。其中有非先生语而混入者，有妄意增删遂至文气不相联贯者，有议论紧要而妄削之者，其所载无党述评十居其四，甚有以述评语为先生语者。种种谬戾，不可悉数。镟窃惧夫后之学者，昧其源流，而以为先生之书如此，其为惑误不小也。用是不揣固陋。编为《讲义》一书。间与同学蔡大章云就、严鸿逵庚臣、董采载臣及先生嗣子葆中无党。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阅月而后成。读者诚由是书以求朱子之书，则孔孟之道可得而复明矣。门人陈镟谨识。时康熙丙寅立冬后四日。”据此，则《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是1686年年底才刊刻完成、发行的。
　　如果船山读到的是周在延所编的《天盖楼四书语录》，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四书笺解》是1684年或以后完成的；如果船山读到的是陈镟所编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四书笺解》是1686年或以后完成的。要确定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里面的相关段落与船山的评论进行对照。看哪一种与船山评论的内容更吻合。
　　吕留良对于《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的看法，《天盖楼四书语录》辑作：“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非生安之质之所谓自然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平时以此涵养。临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岁者责俗吏也。只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O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O辞气之气，即指言语之声音神韵。若云辞本于气，此气字则养气之气，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两字并联，亦不得横生出侧重气字之说。O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辞气之道，则鄙倍自远。虽易近鄙处倍处。都不鄙不倍，也不是所以出处无根本工夫。也不必于出字补出根本工夫。斯字当下自然入而充足。O若论成德之效验，则存养之意居多；若论学者之修治。则省察之功为切。然其间又自有互根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谓不可偏废也。O“斯”“矣”二字正见可贵。须知有半部《大学》格致诚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O‘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O对定执政大夫讲。非取门面阔绰也。上文君子所贵，下文则有司存，正为孟敬子箴规，移向他人不得。”《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则辑为：“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O‘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O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O“斯”“矣”二字正见可贵，须知有半部《大学》格致诚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O辞气之气，即指言语之声音神韵。若云辞本于气，此气字则养气之气，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两字并联。亦不得横生出侧重气字之说。” 大学排名
　　吕留良对于《尧曰第二十》“尧日咨尔舜”章的看法。《天盖楼四书语录》辑作：“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迁陋者遵之以行文。后遂著为不刊之典。”《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则辑为：“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后遂著为不刊之典。故讲章之毒为最烈。”
　　对照说踢。这两种版本的相关文字，其内容与船山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吻合的。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与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相关文字，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并无本质区别。正如莫伯骥先生所说，晚村“教人大要以格物穷理、辨别是非为先。以为姚江之说不息。紫阳之道不著。其议论壹发之于《四书》时文之评语。门人周在延、陈镟各以已意编次，虽不无互异，均之发明《章句》、《集注》之奥”。钱穆先生引述陈镟对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的批评之后亦说，周编《四书语录》“大体与陈编《讲义》无甚悬殊，疑当时以晚村书风行甚广。故不免为抑彼扬己以争行也。”
　　虽然周在延所编《天益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与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相关文字，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异文亦复不少，例如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所有的“非生安之质之所谓自然也”，“平时以此涵养，临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畿者责俗吏也。只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辞气之道，则鄙倍自远。虽易近鄙处倍处，都不郧不倍，也不是所以出处无根本工夫。也不必于出字补出根本工夫。斯字当下自然入而充足”。“若论成德之效验，则存养之意居多；若论学者之修治。则省察之功为切。然其间又自有互根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谓不可偏废也”，“对定执政大夫讲，非取门面阔绰也。上文君子所贵，下文则有司存，正为孟敬子箴规，移向他人不得”以及“迂陋者遵之以行文”等文字，陈镟所编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都没有。相反，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的这些“异文”，其中的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在以谨严完备见称的、由车鼎丰所编的《吕子评语》见到。比较而言。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的内容与船山所评论的更加吻合，这说明船山读过《天盖楼四书语录》的可能性更大，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四书笺解》是1684年以后完成的。
　　此外，船山《搔首问》亦谓：“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乃其称道三苏不绝。苏氏岂敢望陆王之肩背者!子静律己之严，伯安匡济之猷，使不浸淫浮屠，自是泰山乔岳。……朱子与子静争辨。子静足以当朱子之辨者。……”又谓：“俗学之遵朱子，适以亵侮朱子为大慝耳。朱子之注圣经，初非为经生求名计。况倚以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乎!若吕生者，读陆子静白鹿《喻义章》讲说，不知尚有耻心存焉否也?奉朱子之绪论。遂敢目空古今。其无岂惮也，不但辨陆王而止。且讥康斋之欲人内阁、白沙之应召拜官。君子出处之节，岂雌黄时文、教人作倚门桩以射书贾之利者所能识邪!甘泉、念菴并遭非毁，薛文清、罗文毅犹不在其意中。鬻虚名，牟厚利，是姨门限门外人。不知量，不思咎，喋喋烦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况锥刀为小人之已细者乎!”《搔首问》作于1685年前后。船山在1685年前后完成的著作中谓“近有……”，其对晚村的批评所依据的亦可能是周在延所编的《天盖楼四书语录》。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考定船山《四书笺解》著作时间的一个旁证。
　　1684年是《四书笺解》著作时间的上限。《四书笺解》完成时间的下限应该不会晚于康熙27年戊辰(1688年)。我们的理由是，根据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谱》，康熙26年丁卯(1687年)，船山之子王敌“筑蕉畦于草堂之侧，授生童经业”。以推测，这时船山已经将教导子弟、生徒应举方面的事情交由王敌负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船山在这一年所写的《又与幼重侄书》看出。船山说：“无日不在病中，血气俱尽，但灵明在耳。三侄孙文字亦有线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者，下笔太重则近粗俗。已嘱敌令教之以清秀。为人亦和顺沉潜，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穷，闲住一二年，或可习为萧散。”“已嘱敌令教之以清秀”说明他自己已经不再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四书笺解》主要是一部授生徒的讲义，为时文、应举之作，显然，《四书笺解》应该是船山自己尚在教授生徒时完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四书笺解》的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康熙27年戊辰(1688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康熙23～27年(1684～1688年)、也就是船山66～70岁之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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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黎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