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之贡献(1)

  　摘要：南北朝时期经学家的迁徙现象时有发生。迁徒经学家为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渐趋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一、促进了南北朝经学传习范围之趋同；二、促进了南北朝经注内容之变融；三、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文本之交流。迁徒经学家为隋唐经学的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迁徒经学家；贡献
　　
　　南北朝时期虽战争频繁，局势紧张，但南北之间并非绝对阻隔，不相往来，其间各种原因、各种形式的迁徙现象时有发生。在诸多迁徙者中，经学家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史传所载，既有由北入南的经学家，如《梁书》、《南史》两《儒林传》所载之崔灵恩、孙祥、蒋显、卢广、宋怀方等；又有由南入北的经学家，如萧齐时奔魏之王肃及南朝后期因侯景之乱、梁陈灭亡等原因人北的颜之推及其弟之仪、明克让、何妥、包恺、张冲、沈重等。同时，北魏在平定凉州、青齐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一些经学家亦随之入魏，如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凉州平，经学家索敞、常爽人魏，为其培养人才甚众；献文帝皇兴三年(469)，慕容白曜平三齐，大部分羁留北方之青齐望族被徙至代，称为“平齐民”。大约孝文帝执政的太和中期，平齐民得以陆续还乡，其中富有才学者如刘芳、成淹、崔光、高闾等为北魏所用，刘芳尤以经学著名，号为“刘石经”，等等。
　　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学术交流容易进行，迁徙的意义并不突出。一旦国家分裂，战争连绵，交流受阻，学术容易拘于地域，由迁徙而带来的学术交流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南北朝时期，因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导致了南北学术风尚殊异。具体到经学，《隋书·儒林传序》论南北经学传习内容及范围之别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笔者认为，《隋书》所论仅为南北经学之概况。实则，随着经学家的迁徙，南北经学之间的交流与碰撞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南北之间的学术壁垒，促进了南北朝经学的逐渐融合。概言之，迁徙经学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一、促进了南北朝经注传习范围之趋同
　　
　　随着经学家的迁徙，南北朝经学在传习范围上渐呈趋同之势。这一趋势突出地表现在《春秋左传》的传习上。
　　《左传》南朝主要传习杜预注，北朝则传服虔注。崔灵恩人南促进了服虔注在南朝的进一步传播。崔氏之前，服注在南朝虽未绝迹，然传者甚少。崔氏北人，本习服注，人南后不改所习，故所讲服注“不为江东所行”。为适应南人风习，崔灵恩虽改说杜注，然其目的却在“申服以难杜”，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为申服注，崔灵恩“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崔氏的作为引起了专精杜学的南朝经学家虞僧诞的不满，虞氏“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世并传焉”意味着杜注一尊局面的终被打破。此后，南朝据贾、服难杜者当不在少数。《南史·儒林·王元规传》云：“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张冲所撰《春秋义略》中有“异于杜氏七十余事”，服注的影响及对杜注的冲击由此可见。与此同时，执杜者如王元规则进一步深研杜注，为之“引证通析，使无复疑滞”。因此，服注在南朝较大范围内的传播对其《左传》学研究产生了双向影响：既促进了贾、服注在南朝的进一步流传，又促进了对杜注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而南朝服注的渐趋流行显然与迁徙经学家崔灵恩的传播密切相关。
　　北魏早期经学家张吾贵曾兼讲杜注，但因其好为诡说，致业不久传，影响不至很大。笔者认为，杜注《左传》在北朝的传播终至流行，亦当与迁徙经学家的输入有关。
　　有明确记载较早为北朝统治者传授杜注并在北朝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贾思伯、思同兄弟。思伯授肃宗、思同授静帝以杜氏《春秋》。贾氏兄弟为齐郡益都人，《魏书》本传云“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授业”，知其经学基础为少时奠定，故受时属刘宋的青齐地区经学风尚的影响而习杜注，虽人北朝，亦不改所习，努力向统治者输入所习南学范围之杜注《左传》。 大学排名
　　贾氏兄弟给最高统治者讲授杜注《左传》，同样引发了北朝长期的服、杜之争。《魏书·贾思同传》云：“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北史，儒林-李崇祖传》云：“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日《驳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由以上记载，知此争论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为当时儒林所罕见。争论的结果同样是各派著书立说，既促进了对服、杜注的深入研究，又促进了杜注在北朝的进一步流传。
　　由南北朝《左传》服、杜注的相互渗透可以看出，经学家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南北朝长期形成的学术壁垒。但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在其固有的主流经学风尚最初受到冲击时，新学与旧学之间往往存在激烈论争，这说明双方仍拘于门户，尚不能贯综古今、融通南北。至北朝末年，南方经学家大量北迁，并将南朝经学习尚带到北朝，但这种大规模的冲击并未如此前一样在北朝士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倒是北朝本土经学家房晖远、刘焯、刘炫等自觉接受南朝学尚，初步实现了南北经学的逐渐融合。换言之，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逐渐形成，是南北经学长期碰撞与交流的必然结果。
　　
　　二、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注疏内容之交融
　　
　　因经学宗主与治经风格不同，南北朝经学注疏也各有特色。经学家带有本土特色的经学注疏多在迁徙之前已经形成，一般不会因迁徙而发生质变(元善少至江南，受北朝经学影响较少，已南化，例外)，而会随迁徙以讲学、著述等形式传播、影响于异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互间经注内容之交融。如由北人南的崔灵恩在南朝即拥有一个范围较大的接受群，《南史》本传云“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知南朝不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崔氏学说之影响。南朝经学家人北，与北方学者亦多所交流，如沈重受周武帝之请，于保定末至京师与诸儒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又于太学开讲，听者常千余人，此类活动同样有利于促进南北经注内容之交流。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南北朝经注多已亡佚，现存于《十三经注疏》中的佚注又经纂修者改造，非其原貌，因此该时期经注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已很难确考。诸经之中，唯《礼记》注疏尚留线索，此举以为例。
　　南北朝《礼记》学虽同宗郑(玄)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上也存有差异。简单说，南人重视义理，在宗郑的同时不废王肃之说；北人解经详实，在专尊郑注、重视文字训诂的同时又好引纬书等。崔灵恩《三礼义宗》之《礼记义宗》即带有较为典型的北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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