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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世纪之交中国古史

2014-01-09 01:01     【内容提要】著名学家徐中舒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清末桐城学派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在漫长的学术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兼收并蓄，建立起了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对回顾和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20世纪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然目前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态度，治史方法过于单一，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等。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会呈现出如是发展大势：微观研究将受到普遍重视；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论；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

【关 键 词】徐中舒/学术渊源/思想体系/学术实践/古史研究/成就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清朝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历经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便是这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中的一员。徐先生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中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渊邃非凡的学识和精湛丰硕的成就饮誉当代学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形成的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学术实践则更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色及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对徐中舒学术思想的渊源、治学门径与学术特色及其对当代学术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等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进行一番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作一番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对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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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舒科学而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他的学术传承和交往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安庆第一师范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曾对日后他从事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与学术界的密切交往及自身长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对其科学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兹依次述之如下：

　　（一）清末桐城学派对他的影响。1898年10月徐中舒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该地区自清代以来，人文荟萃，学术发达，曾涌现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一大批在古文义法方面卓有成就的桐城派学者。徐先生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师从晚清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胡远浚。胡在学生中大力提倡桐城派古文，“以复古为革新”（注：“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参见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其对徐中舒日后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徐对韩愈《进学解》“惟陈言之务去”感受颇深，他由此认识到做学问不能蹈袭前人，必须自出新意，方能有所建树。他后来在史学和古文字学领域内，不墨守前人成规，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当是根植于这一时期。

　　（二）王国维的影响。有人称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奇才。王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熟谙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音韵之学，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证，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他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补证文献史料。王在《古史新证》的总结中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成功地开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径，在客观上对其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1](p99)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尤其对王国维的课兴趣更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给予先生印象最深”[2]。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还把它大大发展了，对当代学术界产生过颇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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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被称为近代历史上开始对历史现象作深一层的追究，力求探求历史演变的原因和线索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和对所谓“新史学”即“人类进化公理”的主张，虽然都没有能够说出本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史学领域里可以说是比较新的思想。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其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徐中舒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徐对梁启超的课颇感兴趣。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亲身的学术实践，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独到而完善的治学门径，尤其对文献具有精深的造诣，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联系。

　　（四）陈寅恪、李济的影响。徐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虽未直接授业于陈寅恪，但在日后学术交往过程中，陈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也对徐治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现代研究方法”[3](p200)，在史料学或对“之史”的论述，都具有相当开阔的看法。他在诗文方面也卓有成就。徐在研究古史过程中，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以至吸收陈的治学方法。徐早期的著作《木兰歌再考》（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14号）、《〈木兰歌再考〉补编》（刊《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1号）、《古诗十九首考》（刊《立达季刊》1927年第1期，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6卷第25期重载）、《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刊《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8号）、《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之底本》（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6年）、《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刊《历史教学》1986年第4期）等皆为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的名篇。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从陶渊明的寓言联系到西晋末年的屯聚乌堡，无独有偶，徐中舒则结合先秦时期的历史事实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记述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武陵渔人进入的桃花源应该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乌托邦，而是村社共同体存在时期的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4]虽所作结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