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化对宋学精神的影响(2)
2014-01-11 01:13
导读：长，提出独到的见解，建立自己的学派。就像蜜蜂到处采花，而后酿成蜜，不是成为众花的拼盘。如关学创始人张载"无所不学"，起初爱兵书，后钻研《中
长，提出独到的见解，建立自己的学派。就像蜜蜂到处采花，而后酿成蜜，不是成为众花的拼盘。如关学创始人张载"无所不学"，起初爱兵书，后钻研《中庸》，"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最后"求之《六经》"[11] ，撰写《正蒙》、《西铭》等，创建关学。[12] 王安石年轻时曾三次登门拜访周敦颐，被拒绝后，愤然说："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13] 他"自百家诸子之书"，到医书、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对释老书，也作深入钻研，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主编《三经新义》、《字说》，创建新学。一些学派的弟子，也不单纯接受师说，如吕大临本是关学张载的弟子，后从程颐学，成为程门四先生之一。
宋代学者对于经典不盲目信从，所有经典都有人怀疑，甚至批判。但宋代学者这样做，不是要打倒所有儒家经典，而是通过怀疑、批判，拣选出他们满意的部分，阐发他们的义理，构成新儒学。宋学的独立精神表现在，不迷信权威、圣人，苏轼公然说："武王非圣人"[14] 他们有自认为拥有真理而以圣人自居；他们自立门派，为维护自己寻得的真理而相互辩论，王安石"特好孟子"而非难荀子，司马光则推崇荀子，而非难孟子。朱熹与陆九渊，朱熹与陈亮等都曾反复写信辩论。从而形成我国自战国以来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他们不畏重压，坚持自己的观点，北宋后期，司马光及洛、蜀等学派中人被打成元佑党人，被流放、管制，他们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一直坚持到东山再起。朱熹一派在宁宗庆元时被打成伪学、伪党、逆党，朱熹被罢官，门人蔡元定受管制，有人甚至要求处死朱熹，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将生死置之外。元定被捕，"色不为变，毅然上道"，朱熹等一百多人不顾受株的危险，前往送别。[15] 他们相信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真理终将获胜。正是这种坚强信念，使他们闯过难关，成为显学。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宋学精神受基础的影响而成为中国史发展的一大转折，宋代知识由经济地位的变迁带来的价值观念方面的深刻变化，使知识分子在义与利的判别方面走了两个极端，或者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极为反对殖产经商的营利。如范仲淹的族田之置，后来虽然只剩下赈济族人、免使流散的意义，但起始未尝不足针对当时官场风气而拯救门风的义举。另一种倾向是做官而兼营利。这对许多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迫于生计，一方面也是时代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宋学主题之一的"义利之辩"，以及由此而进一步抽象为个人修养的天理、人欲之辩，倒不乏一定的社会针对性。自然，义利、理欲之辩，内容远不止限于这一点。但宋学之发展为内省的学问，出一套人性修养方面的理论，原其所自，与11世纪以来因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的嬗递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此可见。
四
综上所述，总结宋学精神产生的原因，大至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宋代生产力空前发展、、手的发展，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这为更多人念书提供了经济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使人们竞争意识增强。
2、事业的发展，使国民素质大为提高。宋代普建州学、县学，并置学田，解决了学校经费。又鼓励私人办学，各种书院在全国各地涌现。私人教学，可以自由表述个人的学术观点，这为宋学精神提供了土壤。官、私兴学可使学生数大量增加，以广东潮州为例，南宋末应考人数达万人以上，占1/13。[16] 以此比例推算，全国受教育的人口达数百万之多，这是以往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
3、科举制度的完善，录取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弥封制、奖拔寒素等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公平竞争，不少寒士通过考试，当上高官，如范仲淹，这也有助于独立、自由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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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宰相须用读书人"，誓不杀士大夫成为国策。宋代，名誉重于生命，已经成为人们讴歌的美德，文天祥的《正气歌》，正是这种风尚的最佳结晶。
以上这些原因的总结固然不是很全面，但究其根源，宋学精神的产生与发展无外乎是植根于唐宋以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注释：
[1] 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求实集》，第1-39页
[2]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唐鉴序》
[3] 《宋史·食货志上一》
[4] 王明清：《特麈后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
[5] 《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二之一
[6] 《隆平集》，卷二十，《王小波、李顺》
[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七
[8] 《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二月乙亥条
[9] 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卷九，1972年，第4号
[10]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287-3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祝瑞开：《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30-66，学林出版社，1995年
[11] 《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12]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5
[13] 王安石：《临林先生文集》，卷13，《答曾子固书》
[14] 《苏轼文集》，卷2，《论武王》
[15] 《宋史》，卷429，《朱熹传》
[16] 《永乐大典》，卷5345，引《三阳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