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2)
2014-01-20 01:57
导读：卢作孚早在1933年就在峡防局周会上发表过讲话，主张“运动”省外甚至国外的人才到四川来，“把科学家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来察地上和地下的出产，
卢作孚早在1933年就在峡防局周会上发表过讲话，主张“运动”省外甚至国外的人才到四川来，“把科学家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来察地上和地下的出产，把工程师运动到四川来，利用四川所有的出产帮助我们确定生产的计划………‘还要促起 ……世界上的工程师都到四川来，世界上……有力量的人都一齐欢迎到四川来。”随着卢作孚后来在四川上的影响不断提高，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对于抗战爆发后人员和机构大规模的内迁、尤其是科研学术机构的内迁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抗战时期，重庆被定为陪都，而北碚由于风景秀美，距市区仅数十公里，并有嘉陵江水路和碚青公路可通，被划为重要的迁建区。“一时间，在北碚及其附近的乡镇，迁进了上百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单位，云集了上千的家、科学家、家、家。”作为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卢作孚热情欢迎他们来北碚，无偿地将西部科学院所属四个研究所的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品提供给他们使用，倾其所有支持他们西迁后能继续科研不辍。高孟先的遗稿《卢作孚与北碚建设》中就讲到，“抗战期间，国内公私学术机关迁来北碚者达二十余单位，多借用科学院房屋，利用其各种设备，以继续各自的研究工作。科学院予以最大协助，并与之密切合作……”如1937年9月5日，卢作孚专门致宋师度函：“中国科学社迁往北碚，在渝转运及与北碚联络转信转电诸事，盼嘱公司同人特予扶助。”几天后又致函宋师度：“请告北碚科学院为的让房屋并一切帮助”，10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全部移西部科学院办公。时任中央大学院院长、中央试验所所长的顾毓琇1938年1月致函卢作孚，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内迁建新校址，请卢作孚给予帮助，卢立即批复“当相助觅得附近空地”。中央化学工业社来碚，科学院为其“布置办公地点”；实业部所“函科学院代觅办公地址”；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所址“觅定西部科学院”，科学院“让一部”为
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真空管制造部“办公地点”，中央工业实验所化学部“迁此间科学院”；中山文化教育馆“决将总馆移北碚设博物馆，已商得对方同意”；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所址觅定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钱崇澍1938年5月致卢作孚函，感谢“接洽运书八十七箱之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吴蕴明迁来，卢作孚专门致信有关人员给予帮助。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在1940年5月致卢作孚函中写道：“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对卢作孚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中国西部科学院每年还补助中央地质调查所四千元。……卢作孚对迁来北碚的科学家、教授的家眷也尽可能给予帮助。国立中央大学邹树文、张广望、鲁宝重等八教授1938年1月致函卢作孚，因重庆房价太贵，请卢作孚帮其弟等眷属安排住宿。卢作孚积极给予解决。……正是因为西部科学院的鼎力支持，这些来碚坚持抗战的平、津、沪等地的学术研究机关才能尽快恢复工作。据不完全，当时由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撤退，或受到他领导的北碚当局和西部科学院资助、支持的学术单位还有：中央博物馆、清华大学雷电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中央试验所、部矿冶研究所、
复旦大学、江苏院等。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由于当时正值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科研学术机构不得不内迁，此为天时；因为北碚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所在地，有浓厚的科学氛围，而且相对幽静秀美，此为地利；当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要求全国的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机构团体等内迁，此为人和。这天时、地利、人和成全了这些科研学术机构内迁北碚，如果没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成绩尤多”，如果没有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热忱欢迎和帮助，很难想象这一大批科研学术机构能够迁来北碚，并以西部科学院为依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其他一些没有直接受到西部科学院帮助的科研学术机构也被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北碚巨大的科学魅力所吸引而迁来。迁来北碚的科研机构越多，就越有其他的科研机构迁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由于战争及其他各种因素，西部科学院自身的研究水平下滑了。但北碚的地位却突显了，“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北碚成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这么一个小镇成为了全国科研的集聚地，使得中国的科学得以继续不辍。
三、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鼎力帮助和影响，战时的北碚集中了相当一批科研学术教育机构，其中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汉藏教理院等，科研机关有中央研究院一半的研究所即动物、植物、气象、、5个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部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研究所、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及雷电研究室、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这些内迁的学术教育机构在北碚时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例如最具典型代表性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于1940年冬迁来北碚，1944年分为动物和植物两个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在北碚时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为适应战争需要，战时动植物研究所适当加强了应用研究，但重点还在学理研究。1944年之前，动植物研究所进行了水生
生物学研究、昆虫与寄生虫学研究、种子
植物学与森等十几项研究。如研究鲤科鱼类的形态与天然食料，有助于人工
养殖，研究蚊虫之天敌及自然防治法，有助于改进西南诸省卫生。改组后，动物研究所仍继续以前的工作，仍集中于鱼类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
动物学及实验动物学5项研究。植物研究所为进行“纯正植物学研究”，“注重于生、
生态学、细胞学、
遗传学等之理论探讨”，拟“预设置若干有近代设备之实验室以求纯粹学理之精深的探讨，应用学理的探讨之结果于实际以期有益于国计民生”。高等植物分类学室、真菌学室、森
林学室、藻类植物学室等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如此众多的科研学术教育机构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城镇，无数科研成果在北碚研究取得，造就了北碚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地位。北碚集合了科技文化的精英，与市区的沙坪坝、江津的白沙坝及成都的华西坝并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时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40年代美国一家媒体也认为，在北碚，“很多专家和学术团体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利用，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城市今天的繁荣兴盛……科学气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中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最高度的集中”。
据不完全统计，曾在北碚生活和工作过的著名科学家有如下63位，其中成为中央研究院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40位之多。被吸引而迁来北碚。卢作孚创办的西部科学院为战时科研学术机构的内迁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其继续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丁方便，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及精华得以保存并延续，战时的北碚呈现出一派科技文化繁荣的景象而成为大后方“最大科学中心”，这也为后来重庆、乃至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若无卢作孚的远见卓识、热血丹心和不遗余力的帮助，若无卢作孚领导的中国西部科学院这样一个“诺亚方舟”，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及精华必大受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