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文献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2)
2014-02-06 01:16
导读：二是时代性。这可以说是由连续性延伸出来的特性。方志、家谱续修时，记述的内容一般以上届修志修谱的下限开始，按照体例增加各种现状资料，实际上
二是时代性。这可以说是由连续性延伸出来的特性。方志、家谱续修时，记述的内容一般以上届修志修谱的下限开始，按照体例增加各种现状资料，实际上就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内容上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状资料主要依靠实地采访、，并且还需要依靠各部门或各家族成员提供素材，然后进行整理编辑而成，以1999年家人的家谱续修为例，明确提出国家强盛、港澳回归，鼓励族人，抓住大好机遇，豪迈跨入新世纪，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
三是资料性。方志记述的是一个地区的信息，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信息，因此它们都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特别是方志，既有人文资料，又有自然资料，涵盖了一个区域方方面面。如康熙二十九年颁布《河南巡抚通饬修志牌照》，所列搜集资料范围的纲目十分广泛：总图、沿革、天文、四至、建置、河防、乡村、集镇、公署、桥梁、仓库、社学、街巷、坊第、山川、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赋税、职官、人物、流寓、孝义、烈女、隐逸、方技、艺文、灾祥、杂志等，几乎无所不包。以笔者家人熊氏宗谱兴什（宏八公）全卷为例，详细记载了按各村落和支系分类的应主支系、应宗支系和应吉支系的数量，户数，男女人数，涉及十万人之众，其中陂东一族人口就有5049人，并且出现了十七个村落的彩色照片较原谱牒中的手绘图纸生动了许多，同时还出现了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后代的名字，较七十四年前是一个重大改进，也能体现出不同时代女性地位的提高。
四是目的性。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方志的纂修，其目的是为自己的服务。古人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地方以志为鉴”，地方志在当时的功用，可归纳为：一是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二是明察兴亡，以立施政大纲；三是备载万物，以筹国计民生；四是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五是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六是彰善痹恶，以裨风教。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同样，家谱中所出现的愚忠、愚孝、男遵女卑等内容，其目的是树立封建的风尚和偶像，建立家族封建迷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所修订的家谱，已经淘汰以上内容，以家人的家谱制订的目的为例，已经从警世之言、做人的准则，弘扬先辈德行，记载人丁、俊彦转变为对子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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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方志与家谱，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区域的有关资料，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有关资料，也就是说，方志反映的是一个面，家谱反映的是一条线。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区别。就记载的内容而言，方志要广泛得多，家谱要窄得多。就记述的体例比较，地方志反映一个区域天文、，旁及社会、自然，并且逐步形成了以类系事，采用志、记、传、图、表、录多种体裁的编写方法，即所谓方志体例。家谱逐步形成的体例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五项内容。后来家谱记事范围受方志、史书影响，增加了科举、祠堂、墓志、仕宦、传记、行状、艺文、年表等内容，差不多成为家族的百科全书。方志与家谱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方志可以流通，定稿刻印对外发行，而家谱则“秘不示人”，正史、方志、谱牒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大厦的三大支柱。而与正史、方志相比较，谱牒中不仅包含着正史、方志中所没有的、无可替代的大量文献资料，而且是个需要继续开发的领域。
三、 当代方志与家谱研究比较 家谱的数量，会比方志大得多。方志虽然是官修，有保障，但是民间利用己身之力，甘愿修谱，这种活力，有时是难于想象的。当然，族谱的质量及其资料价值，可能难同方志相比。[4]比较方志与家谱研究，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都走过弯路。相比较家谱研究要冷落些。本来，我国有着盛世修志的传统。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1958年起草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由于“文革”，地方志编纂工作夭折。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正式成立，1983年经国务院同意，正式成立中国地方志小组，各省(市)、地、县都相应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地方志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全国编写方志约3400余部。与此同时，地方志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果，发表了大量
和专著，推动了修志工作，方志学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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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关专家对家谱进行了广泛研究。上世纪80年代，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山西成立了中国家谱研究会，湖北武汉市和其他有关省市也成立了家谱研究会。山西、上海等地曾开过几次研讨会，其中有影响的是上海举办的“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两次研讨会就家谱的价值问题、家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家谱的重修问题、编制《中国家谱总目》、家谱的数字化问题、中外谱牒的比较研究等进行了探讨，并且出版了
。虽然，与蓬勃发展的方志研究相比较，家谱研究有些失色，但是成就仍然不小。但是，其他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政府部门对谱牒的重视。1984年国家局、部、部专门发文，要求全国有关单位协作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88年国家档案馆、国
家教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组成家谱档案对外协调小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与外国团体交换家谱档案复制件问题，强调应以换回我国散失在国外的和我们所需要的档案、图书资料。2001年文化部
办公室发文，要求全国有关单位协作编好《中国家谱总目》。二是数部谱牒书目的出版。1992年山西出版了《中国家谱目录》，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2000年上海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规模宏大的《中国家谱总目》正在编制出版中。另外，1987年出版了《台湾地区族谱目录》，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于1983年编印了《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设在犹他州的图书档案馆的档案库是1961年～1965年建造的，面积65000平方英尺，当时200万美元，缩微品集中在总部的洞库内保存，已存贮5亿张缩微品，其中华人家谱有5～6万张。[5]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所著《谱牒之研究》下册收录日本藏中国家谱1491部。三是发表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据笔者检索，目前已发表近300篇有关谱牒论文，从一个方面反映谱牒研究的现状。四是谱牒文化解冻，各地续修谱牒，家谱文献恢复了在历史文化宝库中应有的重要地位。五是谱牒文献得到应有的保存、整理、开发与研究。上海图书馆开辟了“家谱阅览室”，上海图书馆与新加坡合作开发了“寻根网站”（www.chincscrts.com），谱牒为公众服务发展到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