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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藏区传教失败原因探究(2)

2014-02-10 01:17
　　藏区皈依信仰基督教人数少发展慢，藏族本身信仰的更少，信者所关心的多是自身利益需求较少深究教义义理。一方面是藏传佛教足以满足藏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并辅之于宗教手段对大众进行控制，对外来进行打压排斥，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乐观坚信基督拯救唯一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文化优越优势地位，必欲对藏传佛教非客观评价歪曲贬低打压后取而代之为“中华归主”，碰撞冲突水火不容势所难免。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1873年10月7日于打箭炉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席鲁的书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传教士这种拯救西藏心态：“在西藏被迫接受西洋人的做法已经为时不远。……藏族人仍处于文明的雏形阶段，正值童年时期，仍具有童年时代的本性任性和固执，他们尚不善于推理，无分别地放纵自己的情感，……喇嘛们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性格，这是一种适合所有罪行和一切真正过分狂热的手段。我们希望福音的仁慈能够战胜这类难以驯服的本性”。18世纪早期赴喇嘛地区的基督教会，“被一个干旱内陆地区很少受洗礼的击败了，被一个蒙昧佛教僧侣集团所拒绝，被一批畏怖之神战败，教会只有采纳其古老战略了：嘲弄它无法征服的一切。”
　　最后，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先天可能性，是导致天主教新教在藏传佛教文化地区福音失败的本质原因。
　　宗教是所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信仰和行为模式构成，《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引起中国人恐惧仇恨的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具体到藏区文化而言，传教士克宁翰（R．Cunningham）1913年写文章认为，藏区传教重重，喇嘛教是一种家庭宗教，每一个家庭在寺庙都是有其家庭成员做代表，反之亦然。一个喇嘛如果接受信奉基督教，那么他不仅会遭到喇嘛寺庙而且包括其家庭的排斥，如此经历在藏区是很稀少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成为基督教徒又要待在寺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罗马天主教动员五十年以上在藏区艰巨的传教活动，最终也没有留下一个喇嘛皈依基督教信仰的记录。基督教在藏区喇嘛区的零星存在一如大海的孤叶扁舟，淹没在藏区僧俗文化的汪洋中。宗教是西藏的灵魂，是西藏各种文化因素构结整合的枢纽。藏传佛教建立了严密的宗教组织，具有庞大寺院经济，确立了“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独特统治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佛教的社会性，把全西藏及其民众都纳入了一个共同的佛教系统，规范了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影响决定了西藏民众的整个社会生活。
　　如果基督宗教要在藏传佛教地区的宣教布道成功和蒙民藏民对它的接受融入如愿，那么其实质就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文化洗礼，基督教文化与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类型各异，致使藏民认为基督教“与地土不宜，佛教不合”，反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使然，是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结果。
　　综上所述，近代传教士对藏区自然的考察，对藏区僧俗各界的传教，主体上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行为，客观上也起到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文化交流积极作用。本着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特殊背景，就不可避免地使西方基督宗教传教士本应相对超然的宗教活动与西方列强殖民政治活动，天然带有千丝万缕斩而不断的内在联系。耶佛雪域高原相遇碰撞交流对话的得失成败，对我们多方面认识藏区的历史文化及其中西文化交流，对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各宗教间跨文化多元平等包容的对话，促使各民族国家间和谐相处消弭文明中间冲突对抗，仍有一定的启示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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