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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2014-02-11 02:40
  关键词 偃武修文 东汉边防 内迁

　　论文内容提要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比较两汉的边防政策，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汉无论是在开国初期的被迫和亲还是在后期匈奴的主动求亲，汉朝始终处于主动的积极地位。西汉前期的和亲虽然是被迫的 ，但那是以退为进，用暂时的忍让换来相对和平，积蓄国力准备反攻；在经历了汉武帝的主动进攻以后，和亲则是一种羁縻的手段。而东汉则不同。无论是立国伊始的刘秀时代，还是国力已经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明帝、章帝、和帝时代，无论是对待匈奴还是对待新崛起的羌、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地方官吏是歧视、压迫在前，中央政府是消极退让在后；西汉是积极地移民实边，东汉则是积极地内迁边民，甚至要放弃凉州。这个过程，近来学者多有注意
　　（注：参见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3期。高荣：《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学术研究》，1997 年10期。陈晓鸣：《筹边失当与东汉的衰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4期。），但对其原因的分析还有待深入，特别是迄今为止，还没见从刘秀治国思想的层面分析其原因者。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如何认识东汉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形成根源，而且关系到如何把握两汉政治的差异问题，同时也是探讨北方少数民族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为此文，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一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先就东汉边防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作一个简单的回顾，而后分析其原因。
　　刘秀立国之初，面临着和刘邦时代相同的民族问题，即北边匈奴势力发展对汉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边地居民生活在匈奴的兵锋之下。刘邦在反击失败以后，被迫采用“和亲”的方式换取北边的安定。建武初年，刘秀面对匈奴的侵扰首先是内迁边民，在内部形势安定以后才考虑军事防御问题。刘秀的军事防御，主要是修复在战乱中被破坏的边防亭障等军事设施，遏制匈奴的军事进攻，但是，规模有限，一次增兵数量不过数千人而已。如建武十三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千人，大筑亭障，修烽火”。③《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下同），
　　第2940页。）每郡增兵数千人，只能满足瞭望的需求，可以阻止小股匈奴散骑的侵扰，根本谈不上对匈奴的反击。建武年间，类似的举措经常实施，如建武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 ，筑亭侯，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 ，并赐边民，冠盖相望”。《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第777页。）等等，规模都有限。这些弛刑徒在边境的任务是修筑亭障，了望军情，而不是反击。所以在修复亭障的同时，刘秀又将边民内迁以避开匈奴的军事威胁。如：建武十三年“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③。建武十五年，“率扬威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第683页。）建武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第73页。）通观建武年间的汉匈关系，对匈奴尽管有过小规模的军事反击，但目的不是为了
　　摧毁匈奴的军事力量，解除匈奴对汉朝威胁，即使是在军事上取得一些胜利，也是为迁徙边民赢得保障而已。范晔在《后汉书•臧宫传》对光武帝的民族政策有过精练的概括，谓“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面对羌人的强大，还一度因为“途远多寇，议欲弃之”，由于马援的极力劝阻，指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地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35页。）刘秀才没有放弃凉州。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内附，以之为汉家边防的捍蔽，利用南匈奴的力量打击、制约北匈奴，将贾谊、晁错提出的“以蛮夷制蛮夷”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成为后来东汉边防的基本措施，无论是对匈奴，还是对鲜卑、羌族、乌桓，以夷制夷成为奉行不贰的法门。对此，学界早有专门论证，本文不予重复。
　　无论是内徙边民，还是有限防御，或者以夷制夷，刘秀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其客观原因。立国伊始，凋敝，在籍不过西汉时期的百分之三十，城邑丘墟，哀鸿遍地，锋镝余生之民，急需休养生息。刘秀弃西域、迁边民，其边防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对东汉初年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确实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明帝以后，经济复苏，社会发展。史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⑧《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115，111页，112页，121页，122页。）边防政策开始由消极转向积极，在西北边郡屯驻军队，监视、出击北匈奴。同时为了增加边防力量，又尽可能地减少普通农民的兵徭负担，大规模调发驰刑徒于西北边郡。如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 ，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使占著边县……凡徙者，赐弓弩衣粮”。永平九年春三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永平十六年九月：“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永平十七年八月：“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⑧章帝建初七年，“诏天下系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元和元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 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章和元年四月“丙子，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后捕系者，皆减死，勿笞，诣金城戍”。八月“壬子，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143页，147页，156页，158页。）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国弛刑输作军营”。永元八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等等。（注：《后汉书》卷四《孝和孝帝纪》，第169页，182页。）在西汉，从晁错开始募民实边，汉武帝时大规模向西北移民屯田，增加边地人口。东汉以刑徒戍边，是对西汉的继承与发展，显示了东汉的政治特点，既是体恤民力的表现，也是边防保守的表现。西汉是全面的开疆拓土，而东汉所有政治┚事措施都是立足于守，全然没有了西汉的辉煌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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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帝以后，东汉政局急转直下，外戚宦官交替掌权，官僚士大夫也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政治一天暗于一天，边郡长吏奴役少数民族，民族矛盾的持续激化，虽然因为力量悬殊和其他矛盾冲突的结果，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最终以少数民族的失败而结束，但东汉边郡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严峻，特别是安帝以后，羌乱不断，朝廷平息困难，再次要放弃凉州 。安帝永初四年（前110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陟以军役方费，室不相瞻 ，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讨论的结果，是“议者咸同”。后因为郎中令虞诩阐明厉害，指出“羌胡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注：《后汉书》卷《虞诩传》，第1866页。）才使朝廷改变初衷，没有放弃凉州。但是，朝廷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边防。不久，西羌势力座大，“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7—2888、2893、2891页。）。从此以后，西北边防有名无实，城障烽燧，破坏迅速。直到顺帝永建四年，已经升任尚书仆射的虞诩因为马贤对西羌作战的胜利，针对顺帝登位未久、希望有所作为以招徕声望的，打着孝道的旗号建议恢复对西北边郡的统治，顺帝才“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③西北边防一度有所加强。但是，这样的局面没有延续多久，即爆发了第二次大起义，安定、北地民众再次内徙，中央对西北边地的控制逐步削弱。到了桓帝 、灵帝时代，东汉统治风雨飘摇，谈不上对西北边防的经营了。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
　　
　　是什么原因使东汉边防政策由积极转为消极？学者们曾经进行过种种分析，或者认为是经济不如西汉发达，力量有限，制约了军事力量的发展；或者认为是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交替掌权，无暇外顾；或者认为是刘秀改革兵制以后，削弱了郡守兵权，导致边备不力，等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根据，但都存在着不足。如以经济水平而言，结合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东汉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水平都在西汉之上，不存在经济落后于西汉的问题；至于国家财政困难，在东汉初期确实是重要因素，但是到了明、章、和帝时期就未必然了。安帝永初元年到元初五年，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羌人发动的起义连绵十余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幤空虚 。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④十余年间，耗费二百四十多个亿，一方面说明因为政治腐败、指挥无方、将吏贪残，另一方面从反面说明当时之财政并非如后人想像的困难。仅仅从财政困难的角度难以解释边防失败的原因。
　　刘秀改革兵制的主要内容是在建武六年罢都尉官、罢都试——即一年一度的以郡为单位的军事演习，建武七年复员军队，减少地方兵，包括减少边郡亭障吏卒。这直接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稳定，对后来的边防不力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不在于直接削弱边防力量，而在于军队素质和将帅才能的低下（详下）。因为在减少地方军队的同时，随着局势的变化，郡县兵陆续有所恢复，征兵制度并没有改变；虽然罢都尉，但并没有废除郡政府的军事职能，而是将都尉的职能并于太守，罢都尉的原因是当时人口虽及西汉的百分之三十而地方政府的官吏却和西汉相同，其目的是减少财政开支，避免十羊九牧带来的新灾难。在边郡，则另外设置了直属于中央的屯驻军以被警急，如黎阳营、雍营等，另外还有各种名号的将军所领的军队专门担任守边任务，所领人数虽然不多，但根据需要随时增减关于东汉兵役制度和军事体制的变化，参见拙作《秦汉兵制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秦汉史专题研究》。。所以，不能将刘秀的罢郡国兵、罢都尉官和边防不力直接划等号。
　　
　　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确实是边患迭兴的原因，但是，东汉前期的政治则是清明的。光武、明帝、章帝都以严格吏事著称，权纲总揽，御下甚严。《后汉书•申屠刚传》云“时（建武年间）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密，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第五伦传》云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 建武初年，朱浮任执金吾，见“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于建武六年上书劝谏，云“……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长吏迫于举劾，惧讥刺，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指出“物暴长者必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注：《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1—1142页。）明帝较之刘秀有过之而无不及，“性偏差，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乐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朝廷莫不涑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钟离意曾上书要明帝宽以治吏，但“帝不能用”。（注：《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第1409页。）《后汉书•循吏传序》曾其时之政风云：“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词，转易守长。”章帝即位，一仍其旧，《后汉书•陈宠传》云“肃宗初，为尚书。是时章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类似记载甚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只要明白东汉前期的政治特点就行了。显然，笼统地将东汉边防不力归结为政治腐败也是不够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