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商周青铜器上龙纹原型的区域性特征与文化

　　关键词：青铜器  龙纹  扬子鳄  四灵观念

　　论文摘要：考古与文献可以证实，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饰是对中原地区上古的继承与发展，体现着鲜明的区域性特征。生物进化与的研究成果，又为商周青铜器上龙纹饰的生物原型是中华扬子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于此基础上讨论龙纹饰的文化意义，实应导源于上古四灵观念的形成。四灵作为类属之长，是各类现实动物的代表，也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而此正是四灵纹饰与青铜食器建立关系的根源所在。

　　龙纹是青铜礼器上重要的装饰，主要分为具象的龙纹与抽象的夔龙纹两个类型。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平面龙纹及其立体造型，多为昂首状，前额双角十分发达，虽未如后世之龙长身多足，也没有细致刻画指爪，仅以侧面图所示的两足表现前后两对龙足，躯体不长，卷尾上翘。商代中期以后，具象龙纹的姿态愈加丰富，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此处例举的五种龙纹构图方式，沿用了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的纹饰定名。关于龙纹的不同姿态，该书相关章节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本文不再赘言。夔龙纹则是具象龙纹的抽象化变体，以简明流畅的细长线条表现龙的身躯，角、足皆不明显，上翘的尾部也仅以稍微上扬的线条意会，狭长的夔龙纹带较为常见。由古器图录与实物遗存可证，商周时代龙的形象已经形成并固定化，是后世龙的雏形。然而，青铜礼器上的龙纹饰是成熟的形式，并不是龙形象的原型。

　　一、龙纹原型的区域性特点分析

　　考古学家考察龙的原型是具有客观标准的，其文献依据即是甲骨文的象形文字。刻划于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是以固定语法结构叙事达意的成熟文字体系，是迄今可见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以描摹事物使观者领会其意，然而对同一事物的简笔描绘毕竟存在差异。因此，同一个文字存在多种写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诸多写法都极力凸显事物最主要的本质特征以便象形达意。金文则是对甲骨文的直接继承与发展。也许是由于铸刻载体不易保存，也许早期的表意符号已见于世，却始终未被认知等诸多颇具可能性的原因，迄今未见早于甲骨文的文字记录，但无论是甲骨文与金文的“成熟”，还是商周礼器纹饰的“成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历经了漫长岁月逐步演进的结果。因此，甲骨文不可能是华夏人类最初使用的交流符号，而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亦非事物的原初形态，但甲骨文与吉金纹饰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象形会意。甲骨文的“龙”字与青铜器的龙纹铸刻于同一时期，都要表达同一事物，因此二者存在必然的联系。甲骨文“龙”字的多种变体，无一例外地以流畅的曲线表达龙可以灵活运动的身躯，并都着力表现上翘的卷尾，而此两点与青铜器上铸刻的龙纹及夔龙纹的特征完全吻合。

　　关于龙原型的探讨可谓诸说杂陈，目前已知的假说有二十余种之多，都为研究龙的原型及其文化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实这些假说无所谓对与错，也没有必要追求统一的结论，因为提出各种假说的依据是不同的，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其一，所认定为龙原型的出土实物源出于不同的地域。在广袤的中华领土上，追溯人类文明的足印多可寻见史前时期的龙遗迹，比如，在辽宁省阜新县查海遗址发现了用红褐色碎石堆塑的巨龙，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了猪首蛇身的C形玉龙，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发现了蚌塑龙，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发现了河卵石摆塑的龙，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发现了雕龙白玉圆牌等。其二，不同区域发现的史前龙遗迹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仍以上述实例为证：东北地区的碎石塑龙属于距今约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C形玉龙属于距今约五千年的红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蚌塑龙属于距今约六千四百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河卵石塑龙属于距今五六千年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雕龙白玉圆牌属于距今约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等。龙在每种文化类型中的形象不尽相同，却都体现着彼时彼地的文化特点。因此，龙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三，各种龙原型的假说所依据的地域文献(含传说)差异颇为悬殊，本文不再逐一列举。龙的形态在文化增值过程中，演绎的色彩愈加浓重，以至形成了现代世俗经常使用的龙形象。当前民间最为流行的观点，也是常见于外事宣传中的一种说法，即龙是综合了鹿角、骆首、兔眼、牛耳、蛇身、蜃腹、鱼鳞、鹰爪、虎掌的特征而具有超凡威力的神物，并使之人格化，视之为中华品格与精神的象征。

　　如今常见的“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说，是在龙的形象与文化内涵已然丰富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是后起之说，与原始“氏族图腾”的概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皆所指殊异。此说旨在强化民族凝聚力，延续并强调图腾作为“精神象征与集体崇拜”的意义而已，二者不可等同视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种现象，也反映了龙文化在现代的嬗变。至于夏部族的图腾非龙的观点，已为学者所证实，本文不再赘述。由此观之，龙虽然具有作为原始氏族图腾物象的可能性，却并非作为上古华夏民族集体共同尊崇的图腾形象。不同历史时期，龙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地域文化的诸多差异共同造就的。因此，对龙纹饰的研究必须进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某一区域的龙纹饰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不具有普适性。厘清上述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