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史学转型的原因(3)
2014-03-21 01:13
导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
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著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著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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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
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
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 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9]因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10]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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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