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2)
2014-03-29 01:05
导读：像《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剧作就将当地老百姓婚姻生活中的童养媳制度、家庭生活中的家长制作法以及算卦敬神
像《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剧作就将当地老百姓婚姻生活中的童养媳制度、家庭生活中的家长制作法以及算卦敬神之类的旧习俗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让那些顽固的坚持旧习俗的角色当众出丑，从而批判和谴责这些旧习俗。另一方面，将革新者塑造成代表正义和真理的高大形象，让老百姓在看戏中改进生活方式、废除不良习惯或转变看法。为开展反迷信运动，边区政府还发起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向群众暴露他们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斗争他，感化他，使他改邪归正，好好重新参加劳动，重新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边区还展开了推广模范医生—崔岳瑞的运动，以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提高老百姓的觉悟，选择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
在社教运动中，对劳动和生产的关注源于当时边区为克服物质匾乏和生存危机而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但也因此在边区树立起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随着对“二流子”改造工作的开展，这一目标和诉求更加明显。为了强制“二流子”们的思想和行为转变过来，边区社会的各种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比如让小学生劝说他们身边的“二流子”戒烟戒赌，督促他们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黑板报、墙报等大众媒介上公开“二流子”们的恶性，或者报道“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事迹，让其他“二流子”受到震动以改邪归正;或者让那些因受到感化而转变过来的“二流子”到冬学里来做讲演，讲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自己所受的待遇，借以劝导其他“二流子”们参加劳动改造。
三、乡村社会的激荡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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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权在边区进行的社会教育运动和改革计划给乡村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乡村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讯息，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模式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集体主义的革命新观念在民众中也慢慢扩散开来。
(一)“村民公约”
在1943年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来自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村“村民公约”，其内容如下: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糟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一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
这些公约大多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使老百姓一看就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随着这些新的公约、生活制度进人乡村社会，变工、生产、支前、读报、识字、卫生等行动便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规范的大众化和乡村化弥合了乡村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鸿沟，进而为开展乡村社会集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新式家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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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几则有关家庭生活的报道。其中一个报道是这样的:一个曾经实行家长制的旧家庭，由于内部不团结，家庭成员生产情绪低。后来，在政府人员的帮助下，全家订立了生产计划，组织起来进行家庭改造。结果，家庭生活走向民主化:家庭实行会议制度，在家长决定家务事时征求全家人的同意。在生产上则实行家庭内部分工，各尽所能。他们还实行节约和奖励制度，因而全家亲密又团结。文章最后将这个家庭誉为“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
在这些类似的报道中，我们注意到，改造旧式家庭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生产，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在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迫切。但同时，以家庭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关系模式对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改造带来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会议开得好，婆媳和睦了，两口子不吵架，打骂孩子的现象也少见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又进一步加深了乡村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另一方面，家庭民主化的推行使得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在家庭会议上都可以参与，可以发言和讨论。换言之，对边区社会的改造而言，家庭会议更为深层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它“造成了一种智识活动和自由发问的空气”。它教会了人们如何组织、开会和讨论。许多新的信息、观点可以通过这一关系网络来传播、加工，然后得到理解。这是一个重要起点，它提供了一个政治启蒙和实验的场地。
(三)组织化的乡村生活
在社会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边区社会律市起广泛的大众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律小组等。这些文教组织和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将边区社会民众纳人一个组织化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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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生活世界，战斗、生产与教育融合为一体。由于个体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新的信息、观点不仅会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个体那里引起共鸣，随后也会通过各种组织和关系网络来传播和加工。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换言之，通过这些组织和关系网络，乡村民众的心理和意识被重新塑造，对于这一过程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曾深刻洞察:“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仅获得知识上的增长，也增强了对党的号召、政策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强化了对党的权威的接受和认可:“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卫生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而且可以少开多少会，凡是有好的通讯组织的地方，那里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就容易了解，而且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就能得到迅速的进步。”在这种团体生活中，老百姓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