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执信诗论—兼谈赵执信对王士旗的批评

    论文关键词：论争  诗史契机  诗歌本质  诗歌表现形式
    论文摘要：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历来看法不一。王士稹诗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但自身也存在不足。赵执信对王士稹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赵执信针对王士稹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真”的认识，指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子；针对当时王士稹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诗坛形式主义、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今淄博)人。在诗史上以对王士稹的批评而著名，对此，历来看法不一：有为赵执信申辩的：“相传(赵执信)所著《谈龙录》痛诋阮亭，余索观之，亦无甚抵牾。”Il有批评赵执信的：“(赵执信)生平与阮亭不睦，至作《谈龙录》以诮之。然集矢阮亭，而于海虞二冯服膺推崇，竟欲铸金以事，癖同嗜痂，令人莫解。岂以二冯持论偏刻，巧于苛议前哲，轻于诋訾时流，天性相近，故易于契合耶!”“(赵执信)以此才訾警当代人物，直谓‘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3有调停二者的：“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剿刻为主。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伤于肤廓；赵之才力锐于王，而末流病于纤小。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所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f4】】。对于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应该从二者产生的诗史契机，及二者诗论的本质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而不应从个人喜好出发，以偏赅全，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神韵”说的出现有其诗史契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有一段话很值得重视：平心而论，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即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稹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披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41
    该段关于清初诗风的评论未必尽符诗史。如遗民诗人就有感于亡国之痛，以诗歌来抒发一己之悲，情感真挚，非为“有韵之语录”，“对句之小词”也。当然，论者也看到了清初诗坛矫枉过正之弊。但是，该段论述提供了一条线索：即王士稹“神韵”说的提出有其自觉的艺术追求。王士稹是非常清楚诗歌因变中的得与失的，因此提出了新的诗歌审美标准，以期为纷乱的诗坛树立一个新的模范。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确有别于七子的“肤廓”、竟陵的“纤仄”，给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克服了审美疲劳，深得大众拥护，王士稹遂成诗坛盟主：“诗格风流，吐辞修洁，倡为神韵之说，声气复足以张之，遂至名盛一时。洎乎晚岁，篇章愈富，名位愈高，海内能诗者，几无不出其门下。主持风雅，近五十年。”fsj王士稹“神韵”说的提出既是诗歌艺术上的一次自觉拨正，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与政治的契合，至康熙中后期，易代之际的残酷斗争渐趋消竭，清统治者正在加强“文治”，文化上的怀柔政策是消解汉族知识分子“夷夏之防”的一把利剑，因此，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王士稹之“神韵”说的出现确有其必要性。对此，陈维崧《迦陵文集》卷一《王阮亭诗集序》中的话颇中肯綮：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五六十年以来，先民之比兴尽矣!幻渺者调既杂于商角，而亢戾者声直中夫捭铎，淫哇噍杀，弹之而不成声……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披服典茂。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日：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61
    清初的五六十年内，天下渐趋太平，遗民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先民之比兴尽矣”也是必然的。阮亭“性情柔淡”的个性，“温而能丽”的诗歌确实能符合清统治者的要求，而且其终的效果也使“变风变雅之音不作”。因此，可以说，王士稹及其“神韵”说是诗人自觉的审美追求与特定的政治要求相契合产生的，有其特定的诗史契机!

    虽然“神韵”说轰动一时，但是每个人具体的身世、个性又在努力抵抗着“神韵”说的一统天下，因此出现与“神韵”说不和谐的现象是诗史的必然，也是诗歌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正如“神韵”说取代前人而崛起一样，“神韵”说自身的不足决定了必有其他之说进行矫正!诗歌就在这种因变中获得长足的进步，这是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可以这样说，赵执信及其诗论的出现也有其诗史契机的，是对渔洋诗论的一种全面反思，而且由于赵执信的淹蹇官场，因而其诗论相较渔洋诗论减少了政治的影响。赵执信对王士稹诗论最大的补弊是在对诗歌的本质的认识上。
    论者多认为王士稹诗多重形式，缺乏性情。对这个问题，需谨慎对待。沈德潜有言，日：“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而莽苍之气，道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壮沉郁，每在乱头粗服中也。应之日：‘是则然矣。’然独不日：‘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6沈德潜于他人对王士稹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渔洋的诗作不是无病呻吟，相反是太平盛世之音，沈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置可否，渔洋的诗作是符合盛世要求的，而且其也有性情之作。然渔洋为了标榜“神韵”说，尤用力于谴词造句，以求营构神思缥缈、无迹可求的境界，但同时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刻意所造的诗境难免掩盖了诗人的性情，给读者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秋谷抓住这一点进行了批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芦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叉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Sl
    此时的王士稹正是仕途酣畅之际却强作“谪宦迁客”之语，诗歌意境虽然很有神韵的味道，却失去了真性情，是为矫情之作，秋谷的“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可谓一针见血!
    围 绕王士稹诗歌及其诗论失真的现象，秋谷对诗歌的本质——“真”极为重视。首先，秋谷非常注重诗之“道”。他在《田文端公遗诗序》中日：“盖有德者之言，诚立而后辞修，固非剽窃声貌者比……余谓诗之道至宋而衰，至明而日以澌灭。凡由词臣而入殿阁者，人有一集，篇章杂糅，以百千计，其传者百不一二。”(《饴山文集》卷二)[91粥诗必须“诚立而后辞修”，无真性情而“剽窃声貌者”皆为伪作，诗之“道”即为诗人的真性情。进而秋谷以真性情出发对“温柔敦厚”的诗教进行了重大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礼义”观的发挥；二是对“诗言志”的发挥。秋谷有言：“诗固自有其礼义也。今夫喜者不可为泣涕，悲者不可为欢笑，此礼义也。富贵者不可语寒陋，贫贱者不可语侈大，推而论之，无非礼义也。其细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