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4)

　　材料六，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臧荣绪所叙有一点须注意，即左思“构思十稔”期间被“征为秘书”，事在“赋成”之前。
　　材料七，臧荣绪《晋书》曰：“张华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都邑豪贵，竞相传写，都下纸贵。”（注：《北堂书钞•赋》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44页。）
　　按，张华为《三都赋》作序的确切时间，依“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这样的辞句语气推敲，当是在赋成之初。张华既赞之，又序之，复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
　　材料八，《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关于张载、刘逵各自所注到底为《三都赋》中的哪一部分，又有不同说法，《文选集注》卷八陆善经注曰：“臧荣绪《晋书》云：‘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今虽列其异同，且依臧为定。”（注：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9页。）陆善经“依臧为定”，其实不妥。张载入蜀多次，左思亦访张载以蜀事，当以“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为是。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以上我们胪列并梳理了对《三都赋》疑案有关的各种重要史料。对于史料文献中提到的“事实”，我们的原则是，无反证便信其“有”，存在反证方证其“无”，疑似之间则存疑。通过去伪存真，我们将一步步获得更加可信的结论。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完全对立的两项不能同时为“真”，亦不能同时为“假”。一个为“真”，另一个必“假”。反之亦然。《左思别传》谓永宁(301-302)年间“齐王ｊｉǒｎｇ＠①请（左思）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然而，上述大量文献史料一再表明了张华对《三都赋》的赞赏。假如齐王ｊｉǒｎｇ＠①执政时左思此赋犹未成，那么一、两年之前，即永康元年(300)，张华已经被杀，他对《三都赋》的咨嗟赞叹又如何能成为可能呢？毫无疑问，《左思别传》的说法严重违背了史实。《左思别传》所言有“假”。既然如此，陆侃如先生所藉为推论前提的《左思别传》已“无足为凭”，因此，谓《三都赋》成于太安二年(303)之说，事实上不能成立。
　　在用作逻辑推理的关系项中，有所谓的“与”的关系、“非”的关系、“或”的关系，等等。上述之例便属于“非”的关系。《三都赋》之序注，到底是自为，还是他为，此乃相反的一对命题，非此即被，不可能同“真”，亦不可能同“假”。其实，并非所有的考据推论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还往往会碰到“或此或彼”的关系。史载左思结撰《三都赋》期间尝为秘书郎，所以，确认左思担任秘书郎之时间，对于判断《三都赋》之作年，关系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此”材料表明，元康年间左思被贾谧举为秘书郎；但又有“彼”材料表明，自泰始八年构思《三都赋》的十年期间，左思亦曾担任秘书郎。所以，牟世金和徐传武先生谓“（公元）295年左右”左思于秘书郎任上作成《三都赋》，此一结论实际上为或然性结论，而非必然性结论。 大学排名
　　史传记载，太康(280-289)末，陆机、陆云“并入洛”，既如此，陆机《与弟云书》中不得谓“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皇甫谧作《三都赋序》一事无从否定。故姜亮夫先生认为《三都赋》成于元康元年(291)或稍后之说，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