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人文精神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自身心灵的诸关系合乎中节的协调，以教化天下，并由此而开出礼乐文化、人伦文化、仁爱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忧患精神。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中国忧患意识之所以孕育，基于宗教的人文化、圣王的分裂和士的自我觉醒。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

    忧国忧民之心是责任意识、承担意识得以生发的活水，是以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的博文情怀，与民同忧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以百姓忧乐为自己的忧乐，百姓也会以国王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和普天下人同忧同乐，就可以达到圣王的境界。《周易》是忧患之作，孔子韦编三绝，为之作《传》，就是要使人懂得知危则戒惧，才能平安无危；知平安无危则偷安，就会倾危。这就是要居安思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总之，儒学的忧患精神是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是面临危难、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难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是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在当前人类面临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的危难之时，中华民族应高扬忧患意识，在回应与化解人类五大危机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二、乐道精神。乐道精神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生孜孜追求，发愤忘食求道，而忧道之不可得，一旦得道，乐而忘忧，这种乐道精神，是得道时的美的精神满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讲应怎样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被富贵、贫贱、威武所迷惑、动摇、屈服，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即不放弃求道、得道之乐。孔子认为，乐有两种，一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如符合礼乐节度，称道别人的善处，交贤明的朋友，这是真快乐，包含着丰富的仁义礼乐的内涵，是乐道精神的体现。二是对人有害的快乐，如以骄傲为乐，以游荡为乐，以晏食荒淫为乐，这种快乐是不符礼乐节度，有违仁义廉耻的快乐，是非乐道精神。孟子并不否定人可以从感官欲望和自然生理本能的满足中获得快乐，但反对纵欲、佚游、晏乐的满足和愉快。虽然孟子把“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并提，将“理义”的道德愉悦和道德美感与感性愉悦和生理美感并非并重，但实际上孟子更重视前者。理义的愉悦，即乐道精神的体现，亦乐道精神的内涵，具体而言，如事亲从兄的仁义之乐，知此节此的智礼之乐。这种道德愉悦使人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达到道德美感的精神境界。孟子认为达到诚的境界，是最高的乐道精神的体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把诚提高到天道的位置，便是一种天人合一境界的内外融合而产生的愉悦。乐的享受，孔、孟虽都肯定心理、生理情欲满足引起的快乐体验，但重心逐渐从物质的、感性的、生理的层面转向精神的、道德的、理性的层面，追求“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