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近二百年来，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挫折，简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直到60年代尾，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还认为，儒家将会是只有在博物院里面才找得到的东西。而国内在文革时期对於传统文化的摧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那知由70年代开始，亚洲经济起飞。日本与所谓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它们都有儒家的背景，於是引起了对於儒家发生兴趣的热潮。而国内在文革以后也拨乱反正，放弃了锁国政治，“现代新儒学”竟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研究项目。海内外都在努力探索儒家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人甚至宣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试问这与五四时代的反孔潮流，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但我个人宁愿采取比较审慎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不必像世纪初那样完全丧失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全盘西化”之议毕竟不可行。然而，我们也别无选择，必须向西方学步。试看一百年来，我们已经向西方吸收了多少东西，而现在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圈乃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过份高估自己的实力，以致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下一个世纪真正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得由别人来说，不是自吹自擂可以奏其功的。

　　事实是，由近代以来，一直是由西方文化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世变迄今，演变出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西方的霸权似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必须改弦更张的阶段。西方知识份子的批判与自省，使他们不只看到西方的盲点和缺陷，还看到其破坏与毁灭性的倾向。但未来世界并不会是另一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在内——取代西方的局面，必须要探索一种新思维的方式，才能够把握此中的关键。

　　现在世界似乎同时流行著两种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潮流。一是离心的倾向：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盛行。在美国，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西裔（Hispanic）文化、亚裔（Asian）文化，各树一帜，互相争奇斗艳，拒绝再受主流白人文化的压抑，并得到多数知识份子的支持。另一是向心的倾向：世界已演化成为一个地球村，如果大家找不到共识，觅得互相沟通、和平相处之道，就不免有互相冲突、战争、乃至全球性毁灭的危险。我们有必要由这一新的视域来考虑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作出怎么样的贡献的展望。

　　在过去，由於交通不方便，不同文化分头发展。譬如基督教席卷西方，儒家则为东亚的母文化。无可讳言，传统儒家有强烈的一元化倾向，但排他性不强，有包容的倾向，故明末流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到了现代，既无法抵抗西方的坚甲利兵，於是把一切弊病都归咎於儒家。五四以后，先流行西化的思想，而后马列思想席卷中国大陆，儒家思想不再居於主导的地位。少数新儒家学者不得不流亡港、台、海外，华族陷於分崩离析的命运，於是引起唐君毅先生“花果飘零”的感叹，而余英时兄乃形容当代新儒家为“笴魂”。正如他所说明的，这一词并无贬义，只是对於现象的描述。坦白说，我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描述的。儒家哲学作为一个精神传统是有活力的，但高远的理想难以落实，於是造成了当前的困境。其实想深一层，儒家并无须发展成为现实国家的主导意理，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反而更容易突显出来。我们上一代的学者在1958年元旦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他们透显出一种深切的存亡继绝之情，故此一方面他们强调要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也突出道统的观念。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这一代所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苏共集团崩溃，冷战时代结束。美国霸权也因韩战、越战而减弱。亚洲经济起飞，未来世界逐渐形成一个美、欧、亚三个中心的秩序：彼此不同，却又互相依赖，亟需彼此对话、沟通的局面。在这样的视域之下，十分清楚，儒家作为一个精神传统，只是世界上众多精神传统之一。在这一多元架构的预设之下，它并没有负担要证明自己优於其他传统，而只需要阐明自己的传统有其立足点与吸引力，便已经很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