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2)

　　当代新儒家的一个贡献在於指出，儒家所提供的决不只是一种俗世伦理而已。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由此可见，儒家也提供了一种“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内涵一种“超越”的信息，但不同於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的形态，而属於一种“内在超越”的形态。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故为外在超越；天道流行世间，内在於人性之中，故为内在的超越。基督教强调信仰耶稣、他力救赎，儒家则强调修养工夫、为己之学。两方面确有不可调停者在，但此不足以为患。重要的是，两方面都肯定一超越的层面，也就有彼此会通的契机。近年来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也译汉斯•昆）因痛感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而提出世界伦理构想。令人惊异的是，孔汉思认为，宗教的通性并不在於信神，譬如佛教便是一无神的宗教，却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没有对於“人性”（humanum）的深切关怀。这样的说法与儒家的“仁”（humanity or human-heartedness）若合符节，我即撰文加以支持。1993年世界宗教会通过由孔汉思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得到世界各大宗教以及代表人物签署。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普遍伦理计划”（Universal Ethics Project），3月尾在巴黎召开首次会议，邀请了孔汉思等十二位哲学家代表不同传统发言，我也应邀由儒家的观点略陈己见。我认为，面对世界的文化差异，取同略异的归纳不是办法，“理一分殊”应该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杜维明则在海外提倡“文化中国”的拓展，颇引起一些回响。由以上所言，可见儒家的精神性在当代仍有其活力，但它对东亚经济的奇迹并未作出贡献。不单如此，它对当前现实政治之未能真正体现民主的理念，所夹带的媚俗的倾向，以及一切向钱看的趋势，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并加以强烈的批判。也就是说，在精神的儒家与政治化的儒家之间存在著某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而后者恰正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者最感兴趣的东西。传统的典章制度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固然已经死亡，但却遗留下所谓柔性的威权体制的文化与心习，这恰正是对於当前所谓东亚经济奇迹注意力集中之所在。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科技、工业革命的背景以外，有三个不可彼此分割的面向，即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民主政治（democratic polity）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现在东亚既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对於这三方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市场的强大力量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的，共产集团的崩溃正由於无法抵挡市场经济的优势，但民主的问题就复杂得多。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肯定民主是不可以阻挡的潮流，但在事实上，东亚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还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最重要的是，东亚经济的起飞往往与政府的指令密切相关，并不是一味的自由放任。而个人主义在东方则根本缺乏生长的土壤，倾向於西化的知识份子或者可以在观念上讲一套，但实际的作为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盲目追随西方，或者所谓的全盘西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真实的问题在於，如何令传统与现代作出有机的结合，各个地区都在找寻适合於自己的道路。

　　儒家的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受到它感染的人民往往勤劳、节俭，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接受既定的礼仪，向往和平的秩序。但也附带著盲从权威、愚忠愚孝、讲究关系、做作虚伪一类的陋习。这些因素往往作用於无形之中，故此我常说传统的资源与限制一根而发，这些当然是社会学、人类学集中加以研究的对象。

　　政治化儒家与民间的儒家的结合往往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正好像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基督教发生了不同的作用一样，这里只举出新加坡与韩国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情况。新加坡华人占当地人口的3/4以上，立国以后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强势的政府领导与市场经济结合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领袖们的确反对西方式的完全自由放任，80年代一度曾经试图提倡儒家伦理。但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竤社会，从未让儒家意理提狜到国教的地位，最后终於放弃教授儒家伦理以及其他宗教知识课程的企图。到1991年政府发表“共同价值白皮书”（White Paper for Shared Values），提出四项共识：社团高於自我，家庭为建造社会之基础，诉之於共识而非斗争之方式以谋求重要问题的解决，强调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宽容与和平。很明显，这些都是与儒家传统相容的价值。但新加坡这一城邦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方式，提倡清廉、有效率的政府，未必能够在其他地区加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