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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研讨(1)(2)

2013-05-06 01:56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 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 、新郑沙窝李遗址[47] 、陕西临潼白家[48] 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 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 ，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 ，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 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 ，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 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 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 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 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 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 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 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 ,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 ，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贛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 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 。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 ，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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