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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这个词语的内涵其实是很难界定的,现代著名山水画家白雪石先生曾经在《中国画技法》一书中曾经把中国画按题材分为山水花鸟人物,按绘画语言分为工笔和写意。这种分类方式在当代一般中国画教学中是比较普遍的。白雪石先生中国画范畴主要是以唐代以后的绢本或纸本经典样式作为参照对象的,忽略了唐以前的壁画发展和种类繁多的民间绘画。以至于把中国画的定义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历史空间,这种认知方式使中国绘画几千年来的传承遭到割裂,正是片面性归纳使中国画的内涵带有极强的现代假设性,给后来的理论研究造成了不可名状的意义困境。
宣纸作为中国画的传统媒材之一,它的材料性基本已经写意画被挖掘殆尽,不得不承认近代的山水大师黄宾虹和花鸟大师齐白石已经是宣纸的材料性技法体现的最高峰,同时也悲哀的看到这也是最后一个高峰。宣纸末日的到来只能让当代的中国画画家在材料创新上另辟蹊径。对于中国画材料上的探索,我草率的归纳两条道路,一种是大量运用现代绘画材料和传统中国画题材相结合来表达东方的传统艺术精神,其中台湾的画家刘国松可以说是先驱性人物,他对画面的肌理感十分敏感,为了在画面出现丰富的肌理效果他试验了在素描纸,水彩纸,油画布上画山水,甚至自己制作“国松纸”。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画家如海日汉,陈老铁,胡又笨等都进行了这方面的积极尝试,在材料变革方面具有代表性,海日汉在高丽纸和皮纸上运用丙烯和水粉覆盖性,尽量掩盖水墨在纸张上的渗化,已达到墨色交融的目的。陈老铁更是无所顾忌,什么水墨水彩水粉水泥统统用上,在画面上出现大量材料的碰撞效果,胡又笨则运用宣纸的褶皱和丙烯的反复堆积把纸本的张力发挥到极限。第二种是重视中国画材料的传承,小心翼翼的拓展着中国画颜色的外延。这方面的代表性画家是唐勇力,何家英等,唐勇力在自己的工笔重彩作品《大唐雄风》中使用了大量矿物质颜色,画面丰富的肌理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工笔重彩这一古老画种。何家英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工笔画家,他虽然也是借用了一些矿物质颜色的肌理效果,但用的十分谨慎而且控制的极其精妙,难怪很多搞工笔的画家都不曾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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